另外，我觉得我们这个大陆法系的框架，总体上突破起来很困难。但是在立法上，英美法系制定法的一些做法，我觉得值得我们思考。他们的做法是不一定制定法典，是要什么制定什么，这样来讲也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
另外，整个商事法的发展，还得必须注意一个问题。我们中国现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是在全球范围内竞争，你的规则要特别落后，肯定还是在经济交往中挨打。所以，最近我在看日本、韩国、包括我们台湾省，他们的立法在相当一部分的内容上向美国法在靠拢。这种靠拢也是建立在一定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上。如果简单地说，不加区别的把他拿来，那恐怕也不行。也就是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要逐步的借鉴国外的规则，在借鉴的时候，也要考虑是法典好，还是应该有的规则都制定出成法律好。
另外，我还有一点想提出来。我觉得一个法律部门的重要性不取决于一定有法典。民法、
刑法一直大陆法系有法典，比如经济法重要不重要？行政法重要不重要？重要。但他们有法典啊，我看现在没有，未来也很难制定。因此，我倒觉得一个总体思想，只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应有的规则都采取不同的编的形式把它制定出来，我看也是可以的。
我想这个思路不见得刘凯湘教授赞成，我也提醒刘凯湘教授在今后的论文形成中加以比较，谢谢大家。（掌声）
尹田：感谢王保树教授的精彩评议，下面请叶林教授作评议。（掌声）
叶林：时间是越来越少，我说的是越来越快。我真的特别感动，好像只有北大才敢提私法、私权。我看过这么多学校开的研讨会，叫民商法的，叫这个法的，叫那个法的，真的没人敢说私权。而且让我感动的，私法不仅是今天会议的主题，而且还是易继明，北大一个博士出的那本《私法》的专论，我真的每一期我都有，每一期我都看，真的做的很好。所以我希望私法总会在中国的某个地方冒出一个芽来，然后慢慢地长大，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话题。第二个我特别感动的，在于刘凯湘教授，因为我们两个很像，（笑声）像的原因不是长相的像，是说我们两个的背景很特别，因为他是搞民法的，然后今天讨论一个商法典的主题。我呢也是，至少在95年以前，我一直在讲民法，95年开始可能更多的精力放在商法上。可能我们俩在这个方面比较接近，好像我们说的话还有相像的地方，我们在预见商法典出台的时间的时候，也都用了20年、50年这样的概念，而且最后加了一句话，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笑声）
所以我想说，在很多的观点上，我相信我们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问题确实需要澄清一下的。我觉得有些事情不好说，一个问题是，我们到现在不知道什么叫法典，比如说谁给我一个清晰的轮廓，告诉我，这叫商法典，那叫民法典，不是这两样的就一定不叫法典，这个我们不知道。所以在民法典的起草当中，才有了梁慧星教授的一个版本，有了王利明教授的一个版本，谁都敢叫法典。但是你去读德国的商法典，你去读法国的商法典，你会发现那个法典既不是梁慧星教授的民法典的意义上的法典，也不是王利明教授意义上的法典，它是另外一个法典。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它是一个看起来内容上上支离破碎的结构，所以它跟我们先前所想到的系统性的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要去用民法典的系统性、民法典的逻辑性去体会商法的合理性。商法的历史是经验主义的产物，如果有朝一日你把它彻底的法典化、理性化的时候，它也就失去了商法典存在的价值，或者说失去了商事规则本身即时地调整社会关系的价值。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忽视一点，它是经验主义的反应，所以正像我们在商法里面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习惯法。这是我想说的一点。今天我们讨论的商法典恐怕也不是理论法学的法典。这是我听到的感受很深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