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就是民商分立这种立法例，在借鉴方面确实有障碍因素。我们知道大陆法，也就是我们现在起草法典，不可能是重起炉灶，或者是另起炉灶的，我们只能向国外借鉴，尤其是大陆法系，比如我们讲民法，我们更多的民法典的起草，是借鉴德国还是法国法的这种争论为主。这肯定有个借鉴，肯定是向大陆法借，向有法典的国家去借鉴。那么商法典也有这个问题，商法典的缺陷是差别很大，有商法典的这些国家，法国商法典、德国商法典、日本商法典、意大利商法典、韩国商法典，你们去看一看，它们确实差别很大。有的有商法总则篇，有的没有，有的有破产，有的没有，有的有保险，有的没有，它还不像民法的是债法在先、还是物法在先这种差异，它是到底有没有这一块。有的国家的商法典里面
公司法也没有，这就是说，是有商法典，可是难有一个统一的商法典，难有一个能够说服这就是商法典这样一个借鉴。这其实也是一个障碍因素。这说明什么，说明在有商法典的国家，大陆法系的国家，这种商法典立法例的差异性，多元化，我想，这说明这样一个问题，第一，当初制定商法典的时候，商事关系、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在各个国家的表现有很大差异性，这是第一。第二，当时，民法典本身的立法例对商法典的影响也比较大。第三，这里也涉及到一些我们讲过的法典化里面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东西，它们都会共同影响，商法我们讲过，它有很大的灵活性，很大的技术性，这些个任务之上，它跟民法从罗马法已经发展了一两千年这种认知、那种趋同、共同的观点，它确实不那么容易的。保险到底怎么看，它的博彩性、它的赌博性怎么看，票据的融资功能到底怎么看，公司的法律人格怎么看，都是比较新的东西，它就导致了这种法典立法的多样化。但是，到现在，这种具体制度上，
票据法、
保险法、
公司法、
合同法，各国之间真的有质的差异吗？没有的。这就是我们第二个障碍因素，商法典制定立法例的借鉴上确实有障碍因素，确实有可以反驳的地方。
第三个，是市场经济发展，就我们国家而言，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带来的一种经济基础上的障碍。确确实实，我们国家现在，我们刚才讲的那些问题，我们从78年改革开放以后，从那种确实上、基本上是很落后的计划经济、自然经济一下子进步成为，发展成为相对来说初步的市场经济，很多方面走在了很多国家很长时间走过的一个过程，但是，毕竟我们还是初级阶段的，我们的资本市场、我们的期货交易、我们的证券市场非常的幼稚。这些我们有问题。这些东西，我们理论上的探讨也很欠缺，所以导致我们对发现、发掘市场经济，尤其是对商法所调整的这些领域：海商、公司、保险、票据、破产等等，还缺乏一种比较深刻的认识，我们现在更难于发现对我们国家这种情况下搞市场经济，跟西方国家，跟已经有了资本的国家，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我们还说不大清楚，经济学家也说不清楚。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障碍因素，是我们的商法理论研究相对薄弱也导致的。但这个问题民法典也有，我们的民法理论研究同样存在的，我们民法典的研究也是相对薄弱的，一样的，可是，商法相对民法可能更显一些。民法的域外法的介绍、理论的引进都非常发达。相关的著作、期刊也非常多，但是商法方面就比较少一些，所以这也是理论准备不足对我们商法典的制定也是一个障碍。所以，商法典我的理解是，它迟早会有，但是它会是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它不会像绝大部分大陆法系国家起草民法典的时候，同时就起草了商法典，基本上是同时颁布的，我们肯定做不到这一步的。我想我们民法典颁布以后，可能需要若干一段时间的，可能比较乐观一点的，十年十五年，如果悲观一点，二十年三十年都难说。当然，有的事情我们也很难预测的，也许没准民法典颁布第二年就搞个商法典，也难说。当然，我的基本判断恐怕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