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谈这些意见。谢谢大家！（掌声）
钱明星：谢谢王利明教授非常中肯的评议。下面呢，我看是不是给尹田教授一个对他的批评的反批评的机会。
尹田：几天以前，我给王利明教授写了一封信。（笑声）为什么写信呢？主要是邀请利明教授参加我们会议的诚意。实际上是怕他不来。因为我知道，我提出人格权方面的一些观点之后，确实说有很多批评意见的，过去也展开过。但我觉得，恰恰是这种争论，它不存在胜负、输赢，而在于它有启迪思维的这样一个作用。而不是说人云亦云，没有错误的意见，也就不会有正确的意见。
所以关于人格、人格权的问题，过去我们展开的讨论不是太多，所以在我们民法典立法过程中间，展开这样的讨论，当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有实际价值。毕竟前面几位教授从各个角度做出的评价，我想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继续地来思考，我想这里呢，不再进行任何反批评。因为我批评之后，是不是还要江老师他们继续再批评呢？我们这个会就结束不了了。所以说展开讨论的话，我希望大家以后继续批评，当然我也会反批评。我只想简单地说明一下几个用意，一个动机的问题。
第一点，关于人格，人格权性质的讨论，我提出的是
宪法性质的这种理论，当然毫不意味着我们要在民法上减弱对人格的保护问题，当然要加强。但我想说明的，实际上是这样一个问题，民法对自然人人格的保护，与人格权是民法赋予的权利不可等同。我们可以有一万种保护方法，不断地强化对人格权的保护。我们还会进行类型化，规定不同种类的人格权，都可以。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样一个人格权看成由民法来确认，由民法来赋予，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有一种危险。它实际上使人格权重要性可能会降低。我就想不通一个简单的道理，本人的生命权，自由权，是民法赋予的。是
宪法赋予的吗？其实也不见得，它真还可能是一个天赋的。这个时候我们来考虑，当然关于人格权，既是一种
宪法上的权利，也是一种民事权利，它的论争的可能性很大。所以我今天说民法不是一项民事权利，可能这个被推向了极端之后会不会矫正一下，让我们重新考虑它是不是也通过民法转换为一部分民事权利。这个可能性很大，但是我还要进一步思考。所以这是一个回应。
第二个回应，关于法人人格权问题，其实也不在于争辩法人有没有人格权。形式上有没有人格权不重要，而我只想通过这么样的论证说一件事，就是法人的人格权和自然人的人格权不是同类的权利。不一样。法人的那个人格权基本上或主要是财产权利，那么中间是不是存在一些我们很难用财产利益去解释的现象，刚才利明教授也谈到，那个基金会的名誉，是财产利益吗？确实很难。但是就主要方面而言，我觉得它财产因素的个性很强烈。所以我就怕一件事情，把法人的人格权，自然人的人格权，居然就等同起来。那不行。为什么呢？法人是我们自然人创设的，我股东想撤就撤了。你怎么能跟我平等呢？有什么尊严，有什么自由?跟自然人不能等同。我就是怕这个误解发生进行的这个论证，这是一个出发点。
最后，关于财产权的问题，和人格的关系问题。其实这里面当然会遇到一些冲动，这个冲动就是说因为我们保护财产，民法保护财产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因为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历史，我们就这样去否定它吗？从法国民法典开始，到德国民法典，到以后的民法典，在我们国家受到的批评是什么呢？这些民法典统统不行。不行在哪里，它只知道保护财产，不懂得保护人格。所以，保护财产没有被看作对人的保护。这会影响我们对民法一个传统，我认为民法就是对人道主义的，人文思想的，我们居然发现它不是。我觉得这个就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这个中间财产与人格的关系，是想揭示一个财产保护它的根本价值，还是对人的保护。不妨说，要保护一个人，第一讲事情，就是保护财产，毕竟保护名誉，肖像，在保护财产面前是第二位的。没有财产这些统统都谈不上，其实没财产，也活不下去了。生命是安放在什么基础之上呢？从这个比较极端的思维出发，我们就是把财产理直气壮的放在民法保护的首位，没错。主要想表达这样一个思想,这个是不是过于极端可以再思考。
好了我就说这么多，非常感谢几位教授，谢谢！（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