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论据是，“人格权”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具有特定内涵和价值，不能以同等含义适用于团体人格。
首先，在人格权发展史上，人格权保护的一直是而且只能是精神利益而非财产利益。而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不可能有任何精神利益，实质上是一种财产权，具有可转让性，比如名称、商业秘密等，对法人名称、名誉、信用、商业秘密的侵害，其损害的只能是其商业上的利益，故法人不得主张任何精神损害赔偿。如果有精神利益，才会产生精神损害赔偿。
其次，如果名称权、名誉权是法人的“人格权”，则有法人人格，就一定有这些权利。但事实上，国家机关以及公共团体法人，虽有团体人格，却不得享有人格权。公法人设立目的在于实现政府职能或者提供公共服务，故其既无所谓商业信用，亦无所谓商业秘密，甚至不能享有名称权：倘若允许国家机关以其名称权或者名誉权受侵害为由，对立法机关、政府机关以及司法机关的批评者提起民事赔偿诉讼，则民众的言论自由就受到极大的威胁！这说明，法人名称权等并不是基于法人人格所必然产生。有法人人格，不一定有法人人格权。
第三，法人的“人格权”亦得为合伙、私营企业等营利性非法人组织乃至个体工商户所享有，故其非为团体人格之专属权利。没有法人人格的组织或者个人亦可享有的权利，不可以叫做法人人格权。
总之，对于法人人格的保护，就是对其财产利益的保护。故在理论上，应当取消“法人人格权”的用语，将法人的名称、名誉等，明定为无形财产；在立法模式上，应将对法人名称、名誉等利益的保护，规定于侵权法之中。
第三个结论是无财产即无人格。
通过对法国十九世纪广义财产理论的研究，我发现，现代民法对于财产和人格的关系，存在观念上的误区，这就是：第一，认为财产与人格没有必然联系，所以，“穷汉也有人格”；第二，人格只是一种地位或者资格，并不直接包含政治权利和民事权利的实质内容；第三，人格纯由人格权加以保护，保护财产，与保护人格无关。
我的分析表明，近代法上的人格，是一种包含人的全部基本生存条件，是人成其为人的一般法律地位，不仅包括自然人生存所需的精神条件，比如自由、安全和尊严，而且首先包括其生存的物质条件，比如财产权的享有。人格本身就是由而且必须是由一系列实实在在的基本权利，自然法意义上的权利和实证法意义上的权利，所构成。因此，人格应当由财产因素、伦理因素和社会政治因素三个要素构成。每一种要素都表现为由法律直接赋予的权利。其中，财产要素表现为每个自然人生而享有的一种广义财产权，也就是财产权利义务的总和。财产是人的基本生存条件，是人具有自由、尊严和安全的基础和保证。一个人即使一无所有，也享有广义财产权：如初生婴儿，享有受抚养的债权；一无所有的穷汉，也享有请求社会救济的债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无财产即无人格。
由此，我的结论是：一、由于历史的原因，人格权仅仅是对人格中伦理要素和社会政治要素的保护；二、财产是人格的首要要素，保护财产，是保护人格的重要和首要方面。近代以来民法的人文主义精神，首先正是通过保护私人财产而表现的。民法应当理直气壮地把财产保护放在首位。民法，永远是人文主义的。
钱明星：好了，谢谢尹田教授精彩的发言，下面请江平教授对尹田教授的发言进行评议。
江平：我对于人格权也可以说没有什么研究，真不像尹田教授研究的那么深。确实这篇论文从历史，从理论的高度提出了很多很有意思的问题。但是，很遗憾，好像结论我一个都不太苟同。（笑声）所以跟尹田教授私交很好，这个问题上一直有不同的看法。
我想我们民法典起草的时候，没有必要在什么人文主义还是物文主义这种抽象概念上去争论。似乎主张人格权的人就是人文，主张首先保护财产权的就是物文，这种提法我认为都是错的。没有必要陷于这样一个名称上的争论。
说到尹教授的几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说人格权是根据
宪法直接产生的，而不是根据民法产生的。这里边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何区分
宪法权利和民法权利。我记得齐玉苓案就提出来，受教育权是
宪法权利还是民事权利。我们这次
宪法修改把私人财产的保护放在了很重要的地位上，财产权是
宪法权利还是民事权利？西方国家资产阶级在革命胜利以后，在人权宣言里面，在
宪法里面，非常重要的精神是私人财产的保护，那么请问，私人财产的保护是
宪法权利还是民事权利。所以，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我说，第一，
宪法权利和民事权利本身就不是绝对能够分开的。第二，
宪法权利恰恰是把很多重要的民事权利要写进去。如果讲
宪法讲的是政治权利，民法讲的是民事权利，过去西方有种观点，认为两大法，
宪法和
刑法其实是平行的。
宪法规定的是政治权利，民法规定的是民事权利。我觉得从现代的
宪法意义上来说，不能够这么说。人的一切权利都是在
宪法里面的，而我始终认为，人的权利包括社会权利、政治权利，当然也包括民事权利。所以，从这一点说，我们不能说人格权仅具有
宪法性质，不是一种民事权利。而财产权利是一种民事权利，是民法赋予的。这就涉及到我们在民法典起草的时候，怎么样来看。我们在起草民法典的时候就争了，到底权利是哪来的，权利是天赋的人权，还是法律赋的人权。这个永恒的主题到今天也没争完。到底权利是天赋的还是法律赋予的？按照尹田教授说的，好像很多都是法律赋予的，
宪法赋予的权利，哪里赋予的权利。这个问题我也很困惑，到底民事权利是天赋的，还是法赋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很注重人的自由、尊严，这是天赋的，还是法赋的。如果法律给我们，我们就有，法律不给，我们就没有，那也太可怜点了。那就没有必要去争取我们本身就享有的权利。但是，也有一些权利确确实实是法律赋予的，我那时在讲课时就说，农村承包经营权恐怕就是法律赋予的，不是天赋的。谁给了你一个天赋的农村的承包经营权啊？而承包经营权到底多大，包含哪些内容，也是法律赋予的，给你大点就大点，给你小点就小点。但是我们的权利里面也确实存在一些权利是不可剥夺的，是与生就有的，这里边既包含财产权，也包含人身权。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能不能简单地归纳为人格权是
宪法的，财产权是民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