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财产权与李自成的失败——革命党还是执政党？
张志成
【关键词】私有财产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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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郭沫若写下《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算起，又是一个六十年过去了，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六十年就算是一个轮回了。那么，今年的“甲申”，我们“回”到了哪里？
众所周知，所谓甲申三百年祭者，为李自成，而所以祭者，为李自成皇朝之迅速溃败，从正式建立“大顺”到被迫离开北京城，不过短短几十天，可谓不“顺”之至。毛泽东对该文充满赞赏，其之所以祭者，在于其“进京赶考”的勇气和决心，在于对共产党决不至于重蹈李自成的覆辙的期待。但是，事实上，李自成真正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想，其所以失败，并不在于表面的“腐败”，而在于“拶挟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在于不能迅速完成——按照历史课本的经典表述——“农民政权的封建化”，按照现代法律的语言，那就是不能尊重人民的财产权，从而失去了民心、特别是拥有更多财产的知识分子、地主等社会中坚力量的支持。毛泽东对李自成失败的认识是深刻的——他说：“郭文指出李自成之败在于进北京后，忽略敌人，不讲政策，脱离群众，妄杀干部，实为明末农民起义留给我们的一大教训。”但是，他的认识又是肤浅的。其肤浅在于没能认识财产权的稳定性对于一个国家和一个政权稳定和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而是以政策视之——所谓不讲“政策”——从而导致了将财产权视为可以随意处置的政策问题，而不是国之根本的基础问题。因此，毛泽东所讲的“政策”从分地到民，而后集体所有，进而登峰造极地“一大二公”，最终导致了与李自成“拶挟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无异的“文化大革命”，社稷危在旦夕。而今天，又一个甲申年来临时，我们终于回到了“保护私产”的正常轨道，终于承认了人民的财产权，也许是终于认识到了这个权利以及保护这个权利的制度乃是一个国家制度之根本基础。
言者尝论之，李自成进入北京后，纵容部下奢侈腐化，尽情声色，而作风大坏。可事实上，即便是郭沫若在《祭》一文中仍然认为自成军纪甚严。所引史料曰：“ 甚至" 马腾入田苗者斩之" （《明史。李自成传》）。真可以说是极端的纪律之师。别的书上也说："军令有犯淫劫者立时枭碟，或割掌，或割势" （《甲申传信录》），严格的程度的确是很可观的。自成自己更很能够身体力行。他不好色，不饮酒，不贪财利，而且十分朴素。当他进北京的时候，是" 毡笠缥衣，乘乌驳马" （《李自成传》）；在京殿上朝见百官的时候，" 戴尖顶白毡帽，蓝布上马衣，蹑［革翁］靴"（《北略》卷二十）。他亲自领兵去抵御吴三桂和满洲兵的时候，是" 绒帽蓝布箭衣" （《甲申传信录》）；甚至在他不得已退出北京城时，" 仍穿箭衣，”只不过是“但多一黄盖"而已 （《北略》）。在这样一个统帅的领导下，为什么竟然出现了大肆劫掠的景象呢？为什么自成纵容部下搜刮民财呢？（所谓不听李岩之谏，非信史。李岩，又作李兖等，属乌有先生。顾诚先生有可信的考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