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社会及其终结 ——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十六)
何怀宏
【全文】
第 三 编
终结
第一章
历史的困境
第三编探讨选举社会的历史困境及其走向终结。在本章中，我们试图描述在选举社会中持久存在的，但仍属于传统范畴内的矛盾和困窘，特别指出一些使古代选举屡陷困境、却往往被人忽视的关键因素；而在后面的二章中，我们的主要关注不再是那些历史上一直起作用的旧因素，而是着眼于那些使选举社会不再能够摆脱困境，而是不得不走向终结的新形势和新问题。
1905年科举之废在当时引起的反响几近于无声无息，这与其漫长的历史及其在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中所达到的地位似乎殊不相称。1 此后直至八十年代，这一事件也一直不为国人所注意，2 在中国大陆，后半世纪对科举制度的研究本非热门，专门研究科举废除的论文更属寥寥，目前仅有的几部较多地涉及到科举废除的研究专著都是在海外由西方学者完成的。其中有傅吾康（Wolfgang Franke）1960年出版的《中国科举制度革废考》；威廉·艾尔斯（William Ayers）1971年出版的《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以及同年玛丽安·巴斯蒂（Marianne Bastid）在法国出版的《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其中傅氏一书最接近我们的主题，但相当简略。
“科举累人”与“人累科举”
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是一个等级社会，并且主要是官、民两大等级，然而，自选举制度稳固地确立以来，这两大等级之间有了一种持续的上下流动，这种流动率在汉代就已相当可观，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对这一时期尚须专门分析，而自唐，尤其宋以来，政权开放的范围更加扩大和稳定，以致我们已可以说，两汉及唐宋以来的传统等级社会是如此特殊的一种等级社会，其特殊性就在于等级之间是保持开放的、持续流动的；政治机会的相当平等（这类似于一种“权利的平等”）与政治地位的相当不平等（这类似于一种“状态的不平等”）同时并存。这种格局促成了王朝的稳定和统一，使处在社会下层的人才也有相当的表现机会，但其单一性和硬化性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深深困挠着中国的社会和政治。
钱穆指出：“凭事实讲，科举制度显然在开放政权，这始是科举制度之内在意义与精神生命。汉代的选举，是由封建贵族开放政权的一条路，唐代的公开竞选，是由门第特殊阶级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唐代开放的范围，较诸汉代更广大、更自由。”但因报考人之无限增加，录取名额亦不得不放宽，“唐代前后三百年，因政权之开放，参加考试者愈来愈多，于是政府中遂有员外官，有候补官，所谓士十于官，求官者十于士，士无官，官乏禄，而吏扰人，这是政权开放的大流弊。”3 钱穆认为唐以下是科举的社会，说“这一种社会的最大缺点，则在平铺、散漫、无组织、无力量。既无世袭基础，又无工商资本大企业出现，全社会比较能向往平等之路前进。但社会不平等固是一弊，而组织与力量则有时需从不平等带来。直到现在，人类智慧尚未发现一个既属平等而又能有组织有力量的社会。那种平等性的社会，若范围较小，弊害亦可较轻，不幸中国又是一个绝大范型的社会，而时时处处用心在裁抑特殊劳力上。封建贵族社会崩溃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始终未产生；门第社会消灭了，军权社会也难得势，终于走到科举制的社会上面停滞不前，这是中国社会在其已经演变中的一个客观历史的真相。”4 此可视为是一种依据效率原则对一般的社会平等进行的批评，明末清初大儒如顾亭林、王夫之等亦多有类似意见，中国自宋以后实际上就已经变得相当文弱了。
以上意见也可视为是立足于国家实力的立场立论，这种国家实力的强弱在传统中国主要是在遇到外患时凸现，但历史上的外患一直都不是全方位的挑战，军事征服者往往迅速在文化上被征服，或者说被吸引，而他们所带来的一种清峻豪放的生气也注入到了这一文化之中，延续乃至加强了这一文化的活力，从而在文化乃至于种族上走了一条融汇之路，华夏文化核心的价值体系则一直保持不变。但近代以来所发生的社会激荡却远非中土在历史上所遇到的挑战所能相比，鸦片战争至今一百五十多年，中国始则被迫卷入、继则自愿并全身心地投入的追求富强、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也许还只是一个开始，与西方等其他文明的冲突、摩擦也远未结束，甚至能否顺利磨合或者如何磨合也还是个未知数。
我们现在想不从国家社会、力量效率的角度进行批评，而是转而从个人生活、人们各展其才、能否满意遂愿的角度观察选举社会的困境。由此观察，不论从古代选举发展的总趋势而言，还是从其在一个王朝内的发展趋势而言，它似乎都有一种越来越累人的倾向，平均而论，士子在它上面花费的精力越来越多，消耗的生命越来越长，然而却还是越来越难于中式，以致常常使相当多也相当聪明的一部分人不能尽早结束这一始业，不得不把自己青壮年最宝贵的年华殚心竭力于并不实用的应试诗文之上，而不能在其他可能于自己较有益，自己也更情愿的方面——例如具有独创性的文学创作、广博艰深的学术研究、建功立业的政治活动等——求得发展。有许多士子连考许多次都不能考中，或考中已是精力衰竭之时，如宋代刘南甫是一个由江西吉州府三次赴京应试的举人，他曾对他的友人欧阳守道说过：“科举累我久，人生得婆娑林谷，贮满腹书足矣，何用他求？”刘南甫终于在1238年成进士，但赴官未几即去世。5
这里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有一个对自己才能性质和大小的估计问题，但也还有似为“命运”的偶然因素在起作用，因而一些相当有才者也不例外地科场蹭蹬、难得科名，如唐代李翱、李商隐、沈亚之考了五、六次以后才进士及第，钱起也曾下第，沈千运屡试不第，五十多岁还没有功名，晚唐几位诗人像吴融、郑谷竟考了一、二十年，还有如徐夤考了十七年，黄滔考了二十三年，孟棨考了三十多年，刘得仁也考了三十年，竟没有成名而死，诗人顾况的儿子顾非熊也是考了三十年，曹松考了一辈子，到七十多岁了，才因年老而特放及第。韩愈于贞元二年（786）年19岁时至长安应进士试，至贞元八年年25岁时方登进士第，又应博学宏词试数年，一直未能考中，不得已到贞元十一年只好离开京都，他的“上宰相书”说：“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6 清代如张謇也经历了三十五年方成进士，他参加考试数十次，一生仅在考场里就呆了一百八十天。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