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纳把非婚性行为和嫖妓带来的后果称为“事实的多妻制”（对男子而言，这一说法尤其适用于包二奶的男子）和“事实的多夫制”（对妓女而言）。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表述就是：“在一个单身汉过剩的社会中，嫖妓是婚姻的一种替代。”两者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就如同对一种商品的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174）甚至，我们顺着这条路还可以发现，提供非婚性服务的女子还依据自然状况（比如容貌、身材、气质、学识）而形成了分工。比如许多在自然状况上很有比较优势的、尤其是气质修养比较出色、甚或是比较有知名度的女性，会形成一个价格相对很高的服务阶层；也就是形成了某种品牌效应，或者说明星效应，或者说马太效应。[29]能够“包”这些人，是一种身份地位乃至荣誉的象征。[30]而这些都是城市的消费观所特有的。[31]“这样一来，为什么传统上一直认为‘伤风败俗的行为’是一种城市现象，为什么一般的城市居民要比一般的非城市居民对性的看法更为宽容和开放，也就容易理解了。”（175－176）波斯纳的这些精辟的论述无疑都对我们理解中国现今面临的同类问题具有非常大的启发。 另一个与性市场密切相关的因素，是收入：“在性经济学理论中，城市化是一个具有解说力的变量；收入则是另一个有解说力的变量。”（176）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在现代社会，这一因素与城市化有很深的关联，但是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理论解说上，两者并不必然是一回事。收入这个因素所区分的，是富人和穷人不同的性成本和性选择之间的关系。性既是一种“时间集约的活动”，又是一种“时间闲暇的活动”。（177）对于穷人而言，获得的是性服务的次品；对于富人而言，获得的是性服务的优质品；收入的增加所改变的，不是购买性服务的数量而是质量。波斯纳对此的一个核心论断是：“收入上升——当其他因素保持不变——会减少一个社会中性活动的数量，而增加其质量。这也许是伴侣婚姻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180）换句话说，收入的增加会促使人们选择收益更大、成本也更大的性实践。 通过理解为什么在现今的中国社会，许多富起来的人选择包二奶而不是召妓，可以更好的看到收入对于性成本、以致性市场的影响。包二奶的成本是很高的，无论是实际的费用、机会成本还是预期的惩罚成本，都比招妓要高很多。但是收益也高很多。最基本的一点是，如前所述，包二奶比招妓增加了“安全收益”，感染性病和艾滋病的概率被降到了最低。前者比后者多支付的费用可以看成是“安全成本”。当然，收益不止于此，目前许多白领二奶提供的服务已经基本上同于了传统上大奶的服务，比如交际、照顾子女、感情沟通；尤其是感情沟通，甚至成了许多二奶对于大奶的比较优势。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社会目前在婚姻家庭领域出现的这一系列变化，尤其是对传统道德的冲击，归根结底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毛泽东语）的产物，城市化就是突出的体现。而一当“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邓小平语）了，收入的变化又会进一步推动这一进程，许多人都转向在性实践上追求“与时俱进”（江泽民语）。波斯纳接下来还讨论了有效性别比和宗教与教育对性成本以及性选择的影响，并且简略地论述了性实践的替代性问题。因为理论比较简单，而且多少可以延续以上的分析框架，因此不在本文介绍。倒是波斯纳在下一章所讨论的两个因素，对于性市场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伴侣婚姻的价值取向和妇女就业状况的改善。
四
第六章研究的是“经济学视角中的性态史”。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研究。对历史的梳理使波斯纳发现，要理解现代社会中的许多与性有关的问题，必须“把伴侣婚姻的作用和妇女职业的基本状况作为人们的性行为和态度改变的突出原因。”（193） 波斯纳的考察发现，正是因为伴侣型婚姻成为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与之相伴的一夫一妻制、自由结婚、自由离婚制度也相继发展起来（207－209），前面所说的性的联谊目的成为了主导，感情的沟通，细致的关切、相伴的时间、爱和信任这些因素受到了强烈渴望（209），“婚姻质量”成为了目标和基本要求。因此，婚外情、卖淫嫖娼这种现代社会的产物也同时在现代社会受到了比以往更为强烈的批判。（209－210）用涂尔干的说法，伴侣婚姻的价值取向成为了现代社会的“集体意识”。[32]其特点之一就是，“这些感情……属于同一社会里最最普通的人。”[33]它们“不仅要铭刻在每个人的意识里，而且要刻得更深。”[34]这样一种集体意识实际上提高了男女双方的性成本。无论是对女子贞节的宗教性的看重还是对男子婚外情（比如包二奶）的激烈批判，都显示了这一点。
但是并非提高了所有人的性成本，对于那些追求伴侣婚姻的人来说，成本并没有受到影响（虽然会因为伴侣婚姻的稀缺性降低而减少了收益）；而对于那些不以此为目的的人来说，预期成本和实际的搜寻成本（因为其潜在的性伙伴会因为道德压力而有所隐藏，）就大大提高了。或者说，这里显示了传统道德在现代社会得以延续甚至强化的一个经济学原因（也可以说是社会学功能主义的解释）：道德义愤提高了非联谊性目的（比如纯粹的生育目的、特别是纯粹的享受目的）性行为的成本，因而提高了实现性的联谊目的的概率。 不过，虽然伴侣婚姻从基督教以来就在倡导和进行制度推进（207－208），但是直到近代以来才真正成为了主导的婚姻类型。这是因为伴侣型婚姻实际上要求妇女实际的社会地位提高到与男子相当的水平：“性伦理是——经由伴侣婚姻——同妇女的地位相联系的。如果妇女的地位非常低，如果认为妇女就是简单的生育者和苦工，未受教育也无法教育，就不会认为妇女适于和男子一起参与一种建立在爱和信任的关系，例如伴侣婚姻。”（201）[35]而这一点不是理论论证和道德说教所能解决的。同时，这也是伴侣型婚姻最终确立在现代社会的原因。 于是，引出了波斯纳在这一章要讨论的第二个主题：妇女的就业水平。 妇女的就业水平的提高带来了“性伦理革命的三个阶段”：性道德演化的第一个阶段是，妇女既没有职业也没有自由：“妇女的工作就是简单的生殖者，伴侣婚姻就不大可能；而没有伴侣婚姻，诸如嫖娼、通奸以及同性恋这样一些‘不道德的’做法就可能很盛行。”性道德演化的第二个阶段是，妇女的性自由增大了，也有了一定的职业，但是还主要是家庭导向：“妇女的工作角色扩大了，除了是生殖者外，她还包括了养育子女和陪伴丈夫，这时，伴侣婚姻就有了可能，并会转而导致谴责那些‘不道德的’做法。”而在第三阶段，妇女的家外就业进一步扩大，而且同男子一样“也享有完全的性自由”。因此，妇女角色不再是家庭导向，而是市场导向，婚姻类型“尽管还会是伴侣婚姻，但是结婚会更少一些；其他形式的性关系将不再视为非常不合常规；为了伴侣婚姻的目的用来培养婚前贞操以及婚后贞洁的政策就变得没有什么意义了。”（230－2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