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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的立法思维，是一种类似于“计划经济”的思维。这种思维把立法视为追求美好社会的积极手段，就像奢望靠权力中枢的规划去创造一种富裕生活。这样的立法充满了一种进攻性，法律替代革命，成为达成乌托邦的另一种粗暴手段。而好的立法大都是防御性的。它们致力于保障一个让个人去创建美好社会的法治平台，而不是直接去制定美好社会的标准。因此防御性立法往往是否定性的，甚至是最小化的。它充分尊重一种自发和现实的秩序。对那些进攻性的，会对现实权利关系产生颠覆和重新安排的立法意图，总是保持必要的审慎。相反，进攻性立法总对现实进行不断的颠覆、轻率的修改和苛刻的约束，因此也就往往层出不穷，浩如烟海，让公民的权利随时处在一种被颠簸的风险之中。
后者的例子如最近各地禁止在主要公共场合行乞、以及某省要求女公务员报考者“双乳对称”的行政规章。而防御性立法的典范，一是刘邦入关后废除繁复的秦律而与民众的“约法三章”，一是摩西从山上下来，告诉他的族人一个好消息，浩如烟海的犹太律法从此被“十诫”所取代。
如“十诫”的第四诫“汝不可偷盗”，它表面是对个人行为的约束，但实质是对私有财产权原则的确认。再如有人总把乞丐现象中的其他违法行为（如操控乞丐的黑手）当作限制公共场合行乞的理由，这是一种故意的混淆。像“不得利用未成年人行乞”，“不得使用强制手段行乞”这些限制，和“不得在公共场合行乞”其意义是完全相反的。前者是一种防御性立法，和“不可偷盗”一样，重点落在对行乞者权益的确认和保护。而后者是一种进攻性立法，是对乞讨者基本利益的限制甚至取消。
法律总是倾向于维持现状，维持现状就是维护既有的权益和秩序，这是防御性立法的精髓，即进攻比防御更需要理由。假如把钱从甲手中抢过来交给乙，和把钱留在甲手中都有可能是错误的，法律的正确选择就是让钱继续留在甲的手上。就像街上有乞丐是古往今来的一个事实，而布施或不布施的人们已经容忍了几千年。那么行乞就是行乞者的一项历史的和真实的权利。企图通过立法挑战这种权利，就是向一个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发起进攻。因此立法者负有更特别的举证责任。立法者必须证明为什么必须限制行乞，并损害行乞者群体的利益。以及为什么今天的行人就比千百年来的行人更不能容忍街上的乞丐？没有充分的证据和理由，就不要轻易改变社会的自生秩序。这既是诉讼的原则，也应成为衡量立法的一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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