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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关建构者与被建构者在我们身上的这种同一性并在某种程度上会规定我们生产和再生产社会科学知识的“路径依赖”品格的讨论，请参见拙文“哈耶克思想研究与相关问题”，载拙著《自由与秩序：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序言，第8-12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之所以强调“在某种程度上”，乃是因为我对沃勒斯坦的观点有相当的保留：实际上，在我看来，除此以外还存在着其他一些重要的因素，例如知识生产者的阶级地位、生产者的生活“惯习”、生产者在知识场域中的具体位置、生产者所处的国家在国际结构中的位置、以及生产者个人的反思能力──正如吉登斯所言，“如果人类行为为不可转移的客观规律所支配，那么我们就几乎不可能通过积极主动的参与而改变自己的历史。……它忽略了哈贝马斯所说的人类主体的‘自我反省’或‘反思’。这就是说，它将无法适当说明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的、不可或缺的基本特征之一”（吉登斯，“约根·哈贝马斯”，载斯金纳编《人文科学中大理论的复归》，社会理论出版社1991年版）。
〔5〕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种“前反思性接受”取向的重要特点之一，便是人们在未质疑中国社会科学学科的制度化过程以及作为此一过程结果的既有学科结构及其分析单位在知识上的正当性的情形下，在不追问那些深藏于这种过程和结构背后的西方社会科学观和一系列范式性假设的状况下，便把接受这些观点和实践误作是我们加入世界学术共同体的基本门径。
〔6〕这类现象至少可见之于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中国有一些院校和研究机构出于资源配置的原因而正在不断地建立着各种新的系科和研究中心；第二，有不少论者在扩建系科和中心与分享资源的驱动下写了大量论证这些系科知识之重要性和系科之边界的文章；第三，甚至为了分配资源还出现了一些不依学术质量而确定知识分子之级别的制度性安排。诸如此类，显然都无助于学术研究本身的推进，而只是在形式上有了一些所谓的知识生产制度性安排而已。当然，上述事例中的现象也有例外，我们当不能一概而论。
〔7〕这类现象繁多，最为突出的可以见之于法学研究领域：研究中国法律问题的论者很少关注中国法律制度的建设与世界既有法律制度间的关系问题。这里的关键之处在于：不是中国的法律论者是否研究了相关的外国法律制度，而是中国的论者是否对这种研究背后的支配关系有足够的清醒认识。
〔8〕参见Wallerstein, I. 1991. 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The Limits of Nineteenth Century Paradigm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 266。
〔9〕参见Peter Evans, “超越核心和边陲：评世界体系理论”，载《低度发展与发展》，第423-433页，萧新煌编，巨流图书公司1985年版。
〔10〕参见Wallerstein, I. 1991. 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The Limits of Nineteenth Century Paradigm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p. 15-17; 另参见沃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第39-40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11〕参见Wallerstein, I. 1991. 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The Limits of Nineteenth Century Paradigm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p. 1-4.
〔12〕Wallerstein, I. 1991. 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The Limits of Nineteenth Century Paradigm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 19.
〔13〕Wallerstein, I. 1991. 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The Limits of Nineteenth Century Paradigm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 1.
〔14〕由沃勒斯坦主编的《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与其此前所撰写的《否思社会科学》一书有很大的不同，而前者更像是参与此项研究的论者之间的一种妥协的产物。当然，证明这个判断所涉及到的辨析工作，却不是本文在这里所能完成的。因此，指出这个问题的目的，只是提请读者注意。
〔15〕Wallerstein, I. 1991. 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The Limits of Nineteenth Century Paradigm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 238。此外，囿于篇幅，本文下述对沃勒斯坦观点的讨论，除非是直接引文，其他一般观点不再一一加以征引，主要文献烦请参见Wallerstein, I. 1991. 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The Limits of Nineteenth Century Paradigm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6. History in search of science.in Review. vol. 19. no.1:11-22; 1997. Social science and the quest for a just society.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02. no.5: 1241-57; 沃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16〕参见沃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第21-22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17〕有关这方面的复杂理论，请参见米歇尔·沃尔德罗普：《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陈玲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D. Pines, ed., Emerging Synthesis in Science, Santa Fe Institute, Vo.I, 1986; I. Prigogine, From Being to Becoming, San Francisco, 1980.
〔18〕关于年鉴学派的问题，请参见保罗·利科：“历史学家的技艺：年鉴学派”，载《历史学家的技艺和贡献》，王建华译，第8-13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杨起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雅克·勒高夫：“新史学”，载《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与视野》，蔡少卿主编，第48-78页和第92-12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在由Febvre，Bloch和Braudel等学者所领导的年鉴运动中，其立场的最为强硬的理论陈述，乃是由布罗代尔在1958年Annales ESC杂志上发表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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