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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沃勒斯坦的观点中至少还存在下述一些实是我们在考虑中国社会科学发展问题时不得不花大力气继续追问的问题。第一，虽说沃勒斯坦注意到了社会科学知识的被建构性和这种知识对所认识的现实世界的建构性的问题，但是他却因其知识论的局限而只能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的19世纪社会科学“扭曲性”的建构品格进行批判，而无力对人类是否有可能发现一种具有所谓“非扭曲性”建构品格的社会科学的问题进行追问，进而也无法意识到他本人所主张的“历史社会科学”可能同样具有“扭曲性”的建构品格；这是因为我认为，任何一种或一门社会科学都是以某种哲学或意识形态承诺为基础的。第二，沃勒斯坦经由对既有学科结构的批判而试图打通历史学与其他三门社会科学学科并建构出一种单一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努力，虽说适时且值得称道，但是这种努力却并不能当然地界定这种历史社会科学的知识类型，即使能够，一如上文所述，它也由于根本上忽略了社会科学生产者的个人认知旨趣而无力回答哈贝马斯在《知识与旨趣》一书中所提出的社会科学知识三型（实证主义的技术性知识，理解沟通的对话知识和旨在解放的批判性知识）间关系的问题〔36〕；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直接关系到沃勒斯坦所谓的历史社会科学的知识品格及其隐含的认知旨趣。第三，沃勒斯坦通过注入那种具有多元社会时间的“长时段”而试图消解“独殊性”研究与“通则性”研究之间的对立，无疑洞见到了19世纪社会科学中这种“二元对立”的虚假性，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努力的有效性却是在把保罗·利科的质疑加上“括号”或“悬置”以后才达致的，实际上它并无力填平法国历史学研究中以雷蒙·阿隆为代表的批判的历史哲学与那种因年鉴学派而著称的表现史家技艺的历史编纂学之间的鸿沟〔37〕；可以说，这个问题也直接涉及到对历史社会科学具体研究范式的知识论追问。第四，尽管沃勒斯坦在其研究中相当智慧地触及到了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理论〔38〕，因为他关于19世纪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化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社会科学场域与经济和政治场域间的关系，但是他在同时却也相当幼稚地忽略了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化与他本人所提出的世界体系结构中核心-边陲之间的关系，从而也未能具体而认真地讨论19世纪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化在不平等交换的世界体系结构中是否可能或如何支配边陲国家的社会科学发展的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考虑，将直接关涉到如何认识产生于西方的社会科学知识在以核心-边陲之存在为前提的真实的世界体系中是如何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也间接地关涉到对他所主张的“否思”的反思问题。
当然，上文对沃勒斯坦的一系列观点所做的质疑和讨论，并不旨在对他的努力进行完全的否定，而毋宁在于对此一方向的努力寻求某种批判性的平衡〔39〕，以此推进学人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并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斯考契波曾经在评论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一书时指出，“本书的真正贡献将不在于引发一些立即套用此书的理论来从事的经验研究，而在于因它而起的理论争论与学术进展”〔40〕；我基本上赞同她的评论，因为在我看来，沃勒斯坦否思社会科学的观点和建构历史社会科学的主张所具有的真正贡献也不在于它能够创造出一些他的观点的消费者，而在于它为促使更多具有高度批判力和反思意识的知识分子成为另一种社会科学知识的真正生产者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因此，我们还必须与沃勒斯坦一起对19世纪社会科学所含括的与学科结构和分析单位这两个前提相关并具有同等误导性的另外五项前提进行否思：一、历史学是对过去实际上发生的独特事件的解释和研究；社会科学是对人类/社会行为得以解释所依据的一系列普世规则的陈述；二、资本主义是一种以那些通过自由商品而使用自由劳动力的自由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为基础的制度；三、18和19世纪之交乃是世界历史上的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因为资本者在一些重要的国家中最终夺得了国家-社会权力；四、人类历史是进步的，而且必然如此；五、科学乃是对那些最为简洁地总结了万事万物的形态以及事务发生的方式的规则的探寻。〔41〕归根到底，对于这样一种新型的社会科学知识类型的认识，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将我们自身和那种建构着我们同时也被我们建构的中国社会科学置于其间的积极的“等待”。
【注释】 〔1〕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见拙文：“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载拙著《研究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第1-38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跨国界的结构性问题，与有关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问题，并不是两个截然不涉的问题，而毋宁是彼此相关的问题，只是其间的关系颇为繁复，本文不可能在这里对此展开详尽的讨论。不过我们至少可以指出的是，这两个问题在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所凸显出来的缺乏反思力和不具批判性的方面紧密勾连。
〔3〕对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问题做我所认为的“跨国界的结构性”认识，不仅要求我们把视域扩展至国际结构层面，更是要求我们由此而揭示和思考这种国际结构对移植知识生产制度的支配性问题；这可以说是知识社会学中的一个大问题，也是我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我早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反思”一文中已然明确指出了这个观点，请参见拙著《研究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自序第6-8页），尽管就我所知，既有的研究文献还未论及到这个问题。颇为遗憾的是，我不可能在这里对这个问题做详尽的阐释，然而我还是想强调指出，我所主张的这种对知识生产和再生产做跨国界的结构性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要简单地否定西方知识及其生产制度，而毋宁是主张对此一过程中的支配性问题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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