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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勒斯坦认为，在现代社会科学中，最具窜透力同时也最具误导性的概念乃是社会。社会作为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概念，在历史学和各门社会科学中的当下用法，都是与19世纪现代社会科学的制度化紧密相关的──这既是注重研究个殊性的历史学又是较具普遍主义倾向的社会科学（政治科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分析性派生物。众所周知，法国大革命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变革构成了现代世界体系之意识形态历史中的文化分水岭，因为它促使人们普遍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即社会变化而非社会静止是常规现象。这就提出了一个知识上的问题，即人们如何才能够调整、加速、减慢、或者影响这一变化或演化的常规性进程。 社会科学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社会活动的出现，便是对这个知识问题所做的系统性回应之一。这里需要指出的是，19世纪社会科学在回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标准路径，乃是对如何“协调”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进行追问，因为社会科学研究者认为，当时逐渐形成的民族国家乃是政治活动的不争的核心，它们是有效控制社会的场，从而也是实施和影响社会变化的领域。在这种观点的生产和不断再生产的过程中，尽管社会科学没有明确从理论上做出此一主张，但是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实际上却渐渐把国家视作了社会生活得以运作于其间的基本社会实体，亦即把社会与国家的边界视作同一。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强调的是19世纪制度化的社会科学所呈现出来的三个特征：第一，从经验上来看，它们主要关注的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核心国家──主要是其间的少数几个国家；第二，几乎所有学者都研究有关他们自己国家的经验资料；第三，研究的主流方式是经验的和具体的。上述以国家为基础的经验取向，无疑构成了一种设定和促进社会变化的研究方式，而这最有助于国家政策的制定。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社会科学即使不是国家的造物，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国家一手提携起来的：它把国家的疆界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容器的边界，并把国家视作一个假想的无需证明的框架。沃勒斯坦一针见血地指出，19世纪形成的社会科学知识实际上是以一种特殊的空间性观念为基础的。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家都认为，人类生活必定是经由国家这类空间结构加以组织的，或者说，人类是在政治、社会和经济过程之间所存在的基本一致的空间中生活的，而这些一致的政治疆界又规定了其他重要的互动领域──如社会学家眼里的社会、宏观经济学家眼里的国民经济、政治科学家眼里的国家和史学家眼里的民族──的空间参数；一言以蔽之，作为社会科学的分析对象的种种过程都发生于这个被假设但未经证明的国家空间之内。正是在社会科学被期待着去推进这个理性的、渐进的进步过程中，不仅国家的边界被视作一种构成了追求这种进步的自然框架，而且社会科学本身也渐渐成了一种捍卫“进步常规性”意识形态的知识类型，因为社会科学家允诺为促进此一进程而提供明确知识，实际上就是他们秉持“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不争结果。
毋庸置疑，对于这种把国家视为社会科学当然的分析单位的知识取向，始终有一些社会科学家持反对的意见，他们认为作为分析单位的国家在分析上的优先性只是一种假定，而非一种无须证明的定论。然而，沃勒斯坦指出，在1850年至1950年的一百年间，这些持异议的社会科学家人数并不太多，而且他们的观点也未引起足够的关注；更为重要的是，面对持续的技术成就，以往对于简单的进步观或发展主义的每一次挑战似乎都在未经应战的情形下就宣告失败了；与此同时，民主化从政治领域扩张至经济领域的普遍诉求也导致了对国家的不断增多的要求：人们急迫地呼吁国家运用其财政和预算权力去重新分配财富和改善生活条件。在这种情势下，国家作为进步的实际控制者的地位及其在理论上作为分析单位的地位反而更加稳定了。
人们真正对那种以为国家不言而喻地构成了社会生活的自然边界的观点以及因此而将国家视作社会科学唯一分析单位的取向提出严肃的质疑，始于本世纪70年代。在沃勒斯坦看来，这种局面的出现，乃是因下述两个变化的并非偶然的结合所致。第一个变化发生于现实世界：重新分配的速度滞后于对重新分配的飞速增长的要求，因此国家所能够满足的需求开始被认为是太少而不是太多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国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幻灭感，或者更准确地说，人们在一种深刻的怀疑主义的阴影中开始重新追问，社会科学家所许诺的进步或发展在多大程度上是必然的，尤为重要的是，国家的改革事实上能否带来真正的进步？当然，现实领域中所发生的变化也引起了第二种变化，亦即知识领域中所发生的某些变化，因为现实世界中对国家的怀疑深深地渗透进了知识领域，从而国家作为一个分析单位的自然基础也遭到了根本性的削弱；与此同时，自然科学领域的发展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某些变化，也都促使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对此前不容置疑的种种预设前提进行重新审视或检讨。正是在这种具有反思意义的检讨过程中，国家作为社会科学分析单位的自明性便首次遇到了真正的严峻挑战。
在这样的背景中，沃勒斯坦对19世纪社会科学发起了“否思”的挑战，并且明确把批判那种视国家为唯一分析单位的取向作为其否思社会科学的首务。沃勒斯坦指出，传统社会科学分析的国家中心主义取向便只能是一种理论上的化约：它假定存在着一些同质性的空间，而每一空间都构成了一个主要通过诸多平行过程而运行的自律系统。立基于这样一种假定，传统社会科学所追问的便只能是“什么是社会”这样的问题。然而，沃勒斯坦所倡导的历史社会科学却认为这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在真实世界中并不存在这样一种抽象的独立的社会，相反，存在的只是一种具有特定时空规定性的具体的社会，正如沃勒斯坦所认为的那样，国家自从产生以来就一直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政治实体，因为所有的国家从一开始就存在于国家体系之中；国家并不是生来就有的，它们是人为创造的制度，而且它们的形式、力量和边界也是通过其在国家体系中的互动而不断变化的。就象世界经济随着时间不断扩展一样，世界经济的政治表现──国家体系──也一直在扩展。因此，世界体系理论在把这种分析单位变成一个质疑对象的同时，把传统社会科学“什么是社会”的问式也转换成了“社会存在于何时和何地”或者“社会生活发生于其间的实体存在于何地和何时”的问式。显而易见，正是在这样一种追问中，社会科学分析单位的问题得到了开放。〔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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