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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世界体系分析试图成为一种对19世纪社会科学的批判理论，但是，恰如此一批判的倡导者沃勒斯坦本人所承认的，它还只是一种非全涉的、未结束的批判，因为即使是针对19世纪社会科学最具持续力和最具误导性的遗产──即上述把社会分析人为地分割成了三个领域、三种逻辑和三种层面的遗产──它也还未能够找到一条令人满意的处理方式。实际上，对19世纪社会科学进行否思并不是世界体系理论的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套用沃勒斯坦的话说，世界体系理论乃是以有关社会现实的系统知识是可能的这样一种科学主张为基础的；因此，世界体系理论更是一种建构历史社会科学的主张，亦即克服那些防阻人们探究真实世界的种种障碍的主张。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主张建构历史社会科学本身，恰恰说明了世界体系理论还不是历史社会科学，它毋宁是对这种范式展开论辩的一种号召。〔21〕
三、社会科学对“国家”分析单位的迷思
关于社会科学将“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的知识取向，沃勒斯坦对之持一以贯之的批判态度。早在70年代初建构“世界体系理论”时，沃勒斯坦就在其代表作《现代世界体系》中对当时处于支配地位的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发展主义和现代化理论展开了猛烈的批判。正如他在90年代对世界体系理论进行总结时所指出的，世界体系理论有三个特征：一是它从法国年鉴学派处承继光大的长时段观念，它认为长时段是“世界体系”这一空间的时间项：正是一个“世界”的空间和一个“长时段”的时间，结合起来构成了种种会发生变化的特定的历史世界体系；二是它主张我们生活于其间的世界乃是一种源于16世纪的特定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第三，世界体系理论最为重要的特征亦即其真正的理论创新，则在于它否定“民族国家”在任何意义上代表着一种经由时间而“发展的”相对自主的“社会”，并且认为社会或社会行为的研究的恰当分析单位乃是一种“历史体系”，或称历史的“世界体系”。〔22〕
二战结束以后，随着欧洲殖民体系的瓦解和亚、非、拉新兴国家的独立，“发展”成了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观念；正是在这种发展观的支配下，西方学术界生产出了一股研究这些新兴国家发展和现代化的思潮，并成为当时的显学。这类发展理论或现代化理论当然地认为，一个国家只要能够超越其传统的价值和社会结构，便能够取得与西方发达国家相类似的发展和相应的核心地位。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并不是这些理论在分析和诠释各个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战略和社会系统方面所存在的困难，而是它们进行此种研究时所呈现出来的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共同特征，因为正是在这些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理论研究中，隐含着一个我们须加以追问但却为人们熟视无睹的预设，即发展首先是指被当作个别实体来看待的单一国家或单一社会的发展。显而易见，这个理论预设在更为一般的层面上还意味着研究社会变迁的单位乃是一种抽象的“国家”或“社会”，而世界就是由这样一些相关但基本上独立自主的国家所组成的。
霍普金斯（Terence Hopkins）和沃勒斯坦在“近代世界体系的发展模式：理论与研究”一文中断言，有关政治和经济主要进程的适当分析单位，并不是发展理论或现代化理论所宣称的民族国家，而是历史的世界体系。〔23〕正如斯考契波（Skocpol）在评论沃勒斯坦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理论时所明确指出的，“沃勒斯坦的著作《现代世界体系》一书，旨在与‘现代化’诸理论在概念上有个分明的突破，并力图提出一个新的理论范式来指导人们研究资本主义、工业主义与民族国家的起源与发展。因为现代化研究取向业已遭到严厉的批判：现代化研究者将国家实体化为唯一的分析单位，假定所有的国家都将依循着由‘传统’到‘现代’演化发展的唯一路线，同时还忽略了足以左右国家发展路径的超国家结构的世界历史发展”。〔24〕正是在对现代化理论这个范式的批判过程中，沃勒斯坦建构起了以另一种前提为基础的研究现代社会变迁的“世界体系”理论。套用沃勒斯坦自己的话说，“这个新观点的预设是社会行动和社会变迁并不是产生在抽象的社会里面，而是在一个特定的世界内──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整体：其空间的范畴与构成整体的区域或部分之间的基本分工共存，其时间的长度则与此一分工体系所反映的世界整体一直持续下去。具体而言，这个世界体系就是指那个发源于16世纪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25〕
世界体系理论虽然大量采用了依附理论的观点，〔26〕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把它简单地视为依附理论的另一种变异，因为国家主义色彩较浓的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在下述方面不尽相同：前者认为，一旦与核心之间的依附关系决裂以后，核心国家所经历的发展也有可能在边陲地区得到发生；而后者则认为，影响发展的外部因素不能以某个核心与某个边陲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来决定，相反，问题的探究方法应当是某个国家“在单一世界体系中所占据的结构位置所带来的结果”。在沃勒斯坦看来，国际阶层化不仅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特征，也是维持该体系之延续所必要的结构性安排。一个国家离开某一个结构位置，只意味着它将在世界分工体系中扮演另一个新的角色，而决不意味着从该世界体系中逃脱。简而言之，某一国家在结构位置上变动的可能性需要依靠体系中某个部分的变迁，而该国与此一部分却未必需要具有一种直接的关系。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沃勒斯坦对于那种把“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的思维方式的批判，并未止于他对本世纪中形成的发展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批判，他更是将否思或批判的矛头直指19世纪中叶被制度化的反映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因为他认为，这种将“国家”视作分析单位的理论取向的基本根源乃是19世纪社会科学未经人们反思的重要前提之一：“人类是在我们或可以称为社会的实体中加以组织的，这些实体构成了人类生活于其间的基本社会框架”。〔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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