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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跨学科”的取向而言，最值得我们强调的乃是著名的法国年鉴学派，因为年鉴学派运动本身就是在亨里·贝厄、吕西安·费佛尔、马克·布洛克和布罗代尔等著名学者的领导下为回应那些构成19世纪社会科学制度化的基础的支配性前提（尤其是学科划分）而创生的，这明确表现为年鉴学派在主张“多元学科”或“跨学科”时所提出的著名口号：历史学家对社会科学“开放”！〔18〕当然，经由对这个问题的强调，还可以使我们发现与年鉴学派之间存有极为紧密的学术传承关系并于1976年创办了“布罗代尔研究中心”的沃勒斯坦与该学派的分歧以及他试图超越年鉴学派的出发点。
沃勒斯坦指出，无论是“跨学科”还是“多元学科”，表面上似乎都在努力跨越各学科的界分标准，然而，这样的努力并没有真正达到它所设定的目的，反而是强化了这些学科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新的所谓“学科”。这是因为“跨学科”这一观念本身就是以分立学科的存在为前提的，它实际上是对分立学科范畴的意义和正当性的确认。年鉴学派对跨学科的强调，在沃勒斯坦看来，致使该学派尤其是其第三代学者忘记了年鉴运动最初力图超越各学科的真正原因，反而变成了该运动原初反对的通则性社会科学家，也因此丢失了年鉴运动的个殊性──如果一切都成了年鉴学派的，那么年鉴学派也就什么都不是了。更为重要的是，沃勒斯坦指出，年鉴运动的最大局限乃在于制度方面，因为它所试图反对的产生于19世纪那些前提的大学学科体制在他们自身的实践中并没有得到改变。因此，他主张“超越年鉴学派”，并通过建构一种新的知识论和一种新的大学制度结构而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科学共识；惟其如此，作为一种批判的年鉴运动的承诺才可能有机会兑现，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年鉴运动就会在一二十年内变成观念史家的一种空幻记忆。〔19〕
至此，我们有必要再回过头来对沃勒斯坦本人就19世纪制度化了的学科结构的否思观点做一简要的讨论。沃勒斯坦指出，我们今天所须追问的问题，在于是否存在着任何能够被我们用来以一种相对明确的和可捍卫的方式主张上述所谓的历史学、经济学、政治科学和社会学之间的边界的标准，也就是既有的各种社会科学学科是否真的就是“学科”。世界体系分析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完全否定的，但是，它所采取的解决路径却与上述“跨学科”或“地区研究”的方式迥然不同。
世界体系理论的解决路径相当繁复，然而它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把社会思想向制度化的社会科学转化过程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得以形成和维系的制度性因素之一进行考察，同时对其与另两项制度性因素──意识形态和反体制运动──的关系加以追究。沃勒斯坦尖锐地指出，19世纪社会科学学科的分类观念和实践有着深厚的意识形态根源，因为意识形态远不只是一般的世界观，它毋宁是由人们带着明确的政治目标而有意识地和集体地加以型构和阐释的一种特殊的世界观。换言之，意识形态乃是人们在建构现实世界的过程中所始终依赖的在历史中生产出来的一种共同的眼镜，而正是这种眼镜决定了人们如何认识和解释他们的世界。因此，这种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只能在一种具体的历史情形中得到建构，而19世纪的世界则建构出了一些以“变化的常规性”为论辩对象的意识形态：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然而其间只有自由主义构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然而不争的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尚不足以对付或支配这种“常规性变化”，它还需要那些能够反映具体政策建议的政治安排议程加以配合，而这种议程的制定又要求拥有关于现实社会的具体知识作为支撑，于是这个任务便交给了社会科学。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9世纪社会科学学科的“命名”工作──亦即设定知识劳动分工结构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占支配地位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当然，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马克思为什么对新型的社会科学表示怀疑、保守主义为什么对此更持怀疑态度的原因。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认为，社会进步的事业依赖于对下述三个活动领域的严格界分：与市场相关的领域，与国家相关的领域和与“人”相关的领域，它们不仅在分析上是彼此分立的和自我维系的领域，而且各自还具有特定的规则或“逻辑”；对这三个独立领域的研究，也就渐渐地被称为经济学、政治科学和社会学。一如上述，所有这三门学科，辅助于历史学，都有着很强的“应用”性质；它们以“常规性变化”为根据，以现实经验为取向，最终变成了一种限定和设计社会变化的研究方式：它不仅有助于国家政策的制定，也同样有助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兑现。
立基于上述分析，沃勒斯坦指出，1967年以后世界情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其间的两个因素最为重要：一是美国地位的相对下降；二是1968年的世界性革命。1968年以后各项新社会运动启动了世界各地大学体制的转型，其中也包括对大学管理体制的重构，但是它们所具有的真正影响乃是其对大学的知识生活的冲击。这些运动不仅构成了对1945-67年期间形成的共识的挑战，而且还构成了对19世纪中叶以降形成的支配了世界知识生活的植根更深的共识的挑战。沃勒斯坦认为，1968年世界性革命彻底动摇了19世纪共识的正当性（尽管未能摧毁其制度性基础），从而使大学第一次成了开放性知识的场合；也正是在这一革命的情形中，人们开始建构各种新型的认识和解释世界的意识形态。当然，这一过程本身也恰恰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新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开始为人们所接受以及1968年以前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唯一接受“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局面的不复存在。
沃勒斯坦据此宣称，现在已经到了摆脱19世纪社会科学学科结构这一知识困境的时刻，因为上述根据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假设的三个人类集体行动领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本身并不是自主的社会行动领域，也不具有彼此独立的“逻辑”，因此所有依此假设的学科标准──分析层面的，对象的，方法的，理论假设的──在实践中都是不真实的，换言之，任何受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支配的研究模式都无从把那些根据经济、政治和社会等范畴所确立的“因素”分割开来，即使能够做到，它们也构成了人们进一步把握知识的障碍〔20〕。沃勒斯坦指出，真正能使人们认识和解释他们世界的知识乃是他所力图建构的“历史社会科学”，它认为上述四大学科实际上只是一种单一的“学科”，它以人们生活于大空间和长时段的历史体系之中为唯一前提，因为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着上述各种结构得以在其间运作的一套单一的“规则”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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