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自选集之六：中国社会科学的再思考——学科与国家的迷思
邓正来
【全文】
一、引论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合着民族国家发展政策的意识形态化，中国社会科学也得到了一定意义上的发展。当然，中国社会科学的这种发展进程，实际上是与国人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知识运动同时展开的，甚或是这一“知识引进运动”的一部分：它不仅表现为中国社会科学学科门类是按照西方社会科学学科结构加以确立的，其“分析单位”是经由民族发展主义的管道而从西方社会科学既有知识范式中移植来的，而且还在更深的层面上意味着西方社会科学有关学科分类和分析单位的一系列理论预设在中国学术场域的正当性。正是在这样一种建构中国社会科学的过程中，隐含于此一发展过程背后的那些西方社会科学观，经由“建构者”的我们，也为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设定了某种相应的规定性。
对社会科学建构过程与知识间关系这个问题进行“跨国界的结构性分析”，使我们有可能把我们在讨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问题时所依凭的知识社会学基础〔1〕做进一步的推进：这是因为在探究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时候，我们受认识维度的限制而只能关注到社会科学场域在权力场域的支配下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场域间的支配与反支配关系，而很难论涉到社会科学在国际不平等结构中的发展问题〔2〕；然而对知识生产的跨国界的结构性认识，却要求我们把视域扩展至国际的结构层面，进而揭示并思考国际既有结构对知识生产和知识生产制度之移植的支配性问题〔3〕。归根到底，对社会科学建构过程与知识间关系的这种认识，具有着这样一种底蕴，即我们不仅是中国社会科学的建构者，而且也是这种社会科学的被建构者：建构者与被建构者在我们身上的这种同一性，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我们生产和再生产社会科学知识的“路径依赖”品格。〔4〕
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过程中，知识界却对上述“建构者/被建构者”的关系表现出了某种集体性不意识，而这也就是我所谓的中国学界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前反思性接受”取向：它渗透在当下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以各种名目开设和固化系科的实践活动之中，嵌入在中国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知识类型的制度化的过程之中，更是在某种程度上型塑着中国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研究的品格。〔5〕就本文的论题而言，这种“前反思性接受”的取向主要表现在下述两个向度：第一，在未经反思的情形下就把西方19世纪社会科学经由思想和运动而形成的学科制度化安排作为一种当然的东西接受下来，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中国的社会科学中只能见到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安排的不断强化和扩展，然却至今依旧不见有关这些知识的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根本原因之一！尤为重要的是，由于经济资源投置方向的扭曲以及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作用，各门学科中的知识行动者在为分配或争夺资源而宣称各自学科知识的有效性和真理性的过程中，更是强化了这种学科结构作为一种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制度安排的正当性〔6〕；当然，这一制度化进程极为复杂，不仅涉及到中国社会科学内部各门学科或系科的设置问题，而且也关涉到中国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边界划定以及隐含于其间的支配权争夺问题。但是无论如何，作为结果，中国社会科学迄今所获得的最大的成就也就根本不可能是相关的社会科学知识，而只能是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化进程的日益强化──而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注定是一种徒劳的努力。
第二，“前反思性接受”取向的另一个向度，亦即在未经反思的情形下就把西方19世纪社会科学作为分析单位的“国家”也作为我们研究和分析中国社会发展的“分析单位”。众所周知，在中国社会科学近年的发展过程中，那种以标示西方中心主义为重心的发展理论和现代化理论研究范式，已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学者所否弃。然而不争的是，我们在否弃发展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范式的过程中，却没有对支撑这种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视“国家”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研究的“分析单位”的思维方式进行检讨，反而在此后的中国研究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更是强化了这种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研究取向──不论在分析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时，还是在借鉴其他国家发展经验模式时，都以个别国家为自然边界并将其视作当然的分析单位；即使在国际关系的分析中，具体研究也都是在以国家为中心的框架中展开的，因为这种研究所侧重的是各国彼此间所采取的政策，而不是研究中国置身于其间的基本跨国结构。这也就是为什么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和国际法等问题一概被视作“另类”问题而不为研究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论者予以同样关注的根本原因之所在。〔7〕一言以蔽之，在主要关注中国发展的研究中，中国已然置身于其间且无从摆脱的世界范围的复杂结构基本上被忽略了。
显而易见，经由揭示“建构者/被建构者”的同一性而获得的对上述“前反思性接受”取向本身的洞识，至少开放出了若干值得我们必须予以严肃思考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会存在这种“前反思性接受”的取向？中国社会科学的学科制度化进程以及分析单位的设定与这种取向之间具有何种经验相关性？中国社会科学的学科结构以及在这种结构下依凭“国家”这种分析单位所生产和再生产的知识是否能够有助于我们认识我们生活于其间的真实社会？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对中国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化的取向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以“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的取向加以质疑，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这两种取向的全盘否定；对它们提出质疑的目的毋宁在于对这种不经思考就把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结果视作当然之物并对之不予追问的现象进行批判，以此推进学人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并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