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问题在于，人们常常由传统与理性的对立而经常抹杀自己仍然处于一种传统中的事实，就像最早的启蒙思想家一样，认为自己是立足于传统之外的，可以找到一个中立的观点或者一个绝对的、客观的标准来评价和解释现有的传统和旧有的传统，从中利用他们的理性推导出符合他们的口味的并且自认为是反一切传统的结论，作为现有传统和旧有传统的起源。这是一种传统的丢失，一种历史的无知，我们必须认识到，古代人和现代人是两个不同的传统，他们对于人权的概念或者类似于人权的概念的理解是本质上的不同，而并非仅仅是程度上的差异[5]。这就像不能把“不知道”与“知道”的关系等同于“知道多”与“知道少”的关系一样。
这种不同传统之间对于概念理解的差异性，麦金太尔称之为概念的不可通约性，他更加忧心忡忡地指出，现代社会对于这种不可通约性作为普遍性的滥用，是一种混乱的危机。要怎样来清楚地认识这种混乱呢？麦金太尔借用了黑格尔的哲学史的历史的概念来说明他认为如何才能了解这些混乱。这就是对一个传统通过叙述史的办法铺陈出来，利用结构主义的而非价值主义的，使我们了解到我们今天传统的状况是怎样的，同时也了解到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传统会处于这样的境地。
如果我们赞同麦金太尔的说法，我们就会得出结论，人权的起源就是人权传统的起源，这个传统的起源是在对旧有的封建专制传统的反思的基础上所进行的重构，如果说它的起源有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的话，那么这个标志就是人权概念的第一次提出，这是一个知识话语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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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锴（1978－ ），男，陕西汉中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01级
宪法与行政法硕士研究生。
[2] 《
宪法比较研究》第432页 李步云主编，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8页。
[4] 《从中国文化到现代性：典范转移？》第9页 石元康著 三联书店2000年版。
[5] 当然这并非指所有的概念，而仅仅是对人权的概念来讲，对一些没有不蕴含价值评判在里面的东西，古代与现代还是存在一些共同的概念的，比如桌子，星星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