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开征反倾销关税和反补贴关税，维护经济发展的公平竞争机制。根据WTO《反倾销协议》，国外进口产品低价倾销并造成进口国国内相关产业损害的，进口方可以采取包括反倾销税在内的反倾销措施，征收反倾销税的幅度为全部的倾销差价或低于此等差额；根据《WTO反补贴协议》，受补贴的国外进口产品如果造成进口方国内产业损害，进口方可以采取包括反补贴税在内的反补贴措施，征收反补贴税的幅度为全部补贴额度或低于补贴额度。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都是在进口环节由海关征收的关税，属保护关税中加重关税的类型。[10]由于我国国内高新技术产业基础薄、起步慢，资金投人不足，技术力量有限，与发达国家的同类型产业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在本来就竞争力不足的情况下，如果外国企业向中国出口产品时还采取倾销或补贴等不正当手段，将会导致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遭遇灭顶之灾。因此，立法机关在《反倾销与反补贴条例》的基础上制定《反倾销法》和《反补贴法》，并运用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抵制外国企业的不正当竞争，已经刻不容缓。[11]
（3）在特殊情况下采取关税保障措施。保障措施亦称免责条款或例外条款，它是国际法上“情势变迁原则”在国际贸易关系中的具体运用。[12]根据《关贸总协定》及WTO《保障措施协定》的内容，如果因意外情况或承担总协定义务而造成有关产品的进口量大为增加，并因此而造成国内工业的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的威胁，进口国在防止或纠正这种损害所必需的程度和时间内，可以对上述产品全部或部分地暂停实施其所承担的义务，提高关税，或者撤销、修改关税减让。与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只能在发生贸易不公平行为时才能采纳相比，保障措施可以在公平贸易的条件下采用，但是必须符合WTO所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如果因为进口激增造成损害，或损害威胁，那么保障措施中的关税措施无疑是消除这种不利后果的有力手段。因此，我国应根据WTO《保障措施协定》的有关内容，尽快制定《保障措施法》，详细规定我国采取保障措施的条件、方法和程序。[13]同时我国还可充分利用其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制度，[14]为我国经济、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的调整和发展赢得更多的时间。
（4）充分利用WTO规则中关于例外和减免义务的规定，运用关税手段有效保护中国高新技术产业。WTO众多协议、规则中均有例外条款，这些条款由于没有明确的界定，且规定比较原则，为成员留下了一定的回旋余地。当争取到这种条款的待遇时，即可不必承担其对WTO所负的义务，或可采取相应的限制措施。而无论是其中的哪一种，提高关税，免除关税减让义务都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这些例外条款包括：①为保障国际收支平衡而实施进口限制。根据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12条及第18条的规定，WTO允许其成员，特别是发展中成员在国际收支恶化的情况下，[15]为保障对外金融地位，确保足够的外汇储备水平，中止有关减让关税的承诺，限制进口数量或其价值；②新兴工业条款。根据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18条a节和c节的规定，WTO允许发展中成员为促进建立某一特定工业，而背离其所承诺的市场开放义务，实施保护关税和数量限制的措施；③一般例外条款。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20条规定，基于维护公共道德、保障人民和动植物生命和健康、实施与关贸总协定无抵触的国内法令、保护艺术、历史和文物、保护可枯竭资源等等，成员可以采取关税总协定所许可的限制贸易的措施；④安全例外条款。1994年关贸总规定第21条规定，基于国家安全利益、军事国防、外交关系的考虑，成员可被免除部分义务；⑤申请免除所承担的义务。《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9条第3款规定，在例外情况下，成员可以申请免除应承担的义务，包括关税减让等；⑥就关税减让重新谈判。1994年关贸总规定第28条规定，在提供补偿的前提下，成员可要求重新谈判，提高关税水平。这些免除关税减让义务、提高关税水平的例外条款都可以加以利用，这对我国在竞争力不是很强的时期保护相关高新技术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3．WTO体制下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增值税法对策
（1）扩大征税范围。增值税的优点便是因不中断的环环相扣的抵扣链而使得在税率既定的情况下，各环节的产品、劳务的增值税负担是一致的，从而保持其税收的中性。如果抵扣链出现断口，致使部分产品或劳务所含税款不能抵扣，或者法律直接规定不能彻底抵扣，就会出现产品或劳务以含税的形式继续往下一个环节流转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造成不能依法抵扣税的企业的超额税收负担，使其无法与其他企业公平竞争，另一方面也会在后面的环节造成税上征税的不合理现象，使增值税的中性优点遭到破坏。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而征税范围过窄，导致外购无形资产和外购劳务不能取得
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是其中重要原因。我国现行税法规定，增值税法的征税范围只限于除房地产之外的有形商品的生生、委托加工和进出口环节，以及加工、修理、修配劳务；而营业税法的征税范围则包括除加工、修理、修配之外的所有劳务提供，销售房地产以及转让无形资产。然而，不仅是高新技术企业，还包括其他所有的企业，都必然发生在经营过程中面临同时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的情况，而与营业税相关的支出虽然一定是产品成本的构成部分，但由于不能取得
增值税专用发票，因此在计征增值税时不允许抵扣。这种情况在一般的企业中尚可能不会发生特别严重的加重税负的结果，但对于外购无形资产和外购技术劳务及其他劳务占有相当比重的高新技术企业却会造成其增值税负担明显重于普通产业的不利后果。因为高新技术企业为了提高自身技术水平，会经常发生购买专利或非专利技术的行为；而为了开发日益竞争激烈的市场，使消费者接纳新技术产品也必然投入相当大的智力、人力、财力，如聘请专业咨询设计人员、广告、展览、巡回公关与形象宣传、售后服务支出等，这使得高技术产品的价值构成与传统产业有了很大的区别，凝集在产品价值中的物化劳动日益减少，而智力投资和市场开发费用日益增加。但现行增值税法却不允许这些投资和费用所含税金予以抵扣，因而外购无形资产、外购技术劳务和外购的其他劳务（如广告、租赁、交通支出）会出现在已征营业税的基础上重复征收增值税的现象，使得高新技术产业的超额税收负担不可避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使增值税的征收和抵扣与国际惯例接轨，为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在世界范围内流通创造合理的税收法律环境，在近期内，有必要通过修改立法将外购专利权或非专利技术，以及与高新技术产品市场开发相关的费用类似于目前交通运输费用的处理办法一样，给予一个按实际发生金额法定的扣除率，但这些项目仍然征收营业税，或者将这些项目纳入增值税征税范围，使其有可能取得
增值税专用发票参与税款抵扣过程。当然，这个问题最终的解决结果必然是在增值税完全取代营业税的情况下使所有的商品与劳务及技术的交易行为统一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只是尚需时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