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思想的历史发展阶段浅议-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所有这些学派，通过自由的学术讨论，共同铸造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光学灿料的百家争鸣的时代。
　　第四，定型时期。这个时期是指自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时起至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为止的整个封建时期。这两千多年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秦统一中国，经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至于隋、唐，历时约1200年，即一般所称封建前期阶段。从两宋经元、明两代至于清晚期的公元1840年，历时约880年，即一般所称封建后期阶段。
　　就前一阶段而言，最初建立的是秦王朝。它全面继承了法家思想传统，把原来的重刑主义推向极端，采取了包括文化专制主义在内的烦刑重罚、残民以逞的各种措施，不但窒息了原来诸子百家的思想，而且也妨害了法家本身思想的发展。继起的西汉王朝，以秦代的速亡为鉴，改弦易辙，用经过改造的先秦“黄老”学派的思想为指导，制定和推行了一整套扫除烦苛、“与民休息”的政策。在法律方面，汲取“黄老”、儒家及其他各家思想的精粹，形成了以文武并用、德刑相济、进退循法和约法省禁为主要特点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的贯彻，为促成著名的“文景之治”的出现，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西汉中期以后，随着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和意识形态领域要求统一的趋向的出现，在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士们的鼓吹和推动下，最高统治集团中逐渐形成了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基本方针，使儒学成为官学，儒家著作被奉为经典，儒家的伦理教条成为规范人们思想言行的最高准则。体现在法律上，则是以董仲舒杂冶儒经和“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等学说于一炉而推出的神学目的论为指导，初步形成了以则天顺时、礼律结合、德主刑辅等为主要内容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它形成之后，虽不断受到冲击，特别是东汉以后以王充（27-约97）、仲长统（180-220）等一批唯物主义哲学家的挑战，因而后人称为“独霸”（10），但由于获得了封建最高统治集团的扶植与推行，一开始便对封建的立法和司法发生了支配性的作用。嗣后经过肇始于西汉中期的“引经决狱”，风行于东汉以至魏、晋时期的“据经解律”，直到唐初期的全面“授礼入律”，终于基本完成了中国法律思想儒家化的过程，为长期著称于世的、作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就后一阶段而言，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由成熟到逐渐式微的时期。在法学领域，这时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虽已基本完善了它的内容和体系，但随着封建统治的走向没落，也进一步暴露了它的腐朽性。北宋王朝统治时期，适应着缓和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需要，思想方面出现了以阐释儒经义理、兼谈性命为内容的唯心主义理学。南宋朱熹据此加以改造，一变而为客观唯心主义理学，鼓吹“天理”与“人欲”的对立，用他的思辨哲学，把封建正统思想装点起来，宣扬“存天理，灭人欲”，以“收拾身心”为宗旨的改革主张，在立法和司法方面，改“宽猛相济”为“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11），甚至力主恢复肉刑，以残毁犯罪者肢体为手段来达到“绝其为乱之本”的目的（12）。另一代表人物是明代的王守仁。王氏和朱熹二人“同植纲常，同扶名教”（13），在政治思想上原无本质的区别，但是他把朱氏的“存天理，灭人欲”改造而为主观唯心主义的“致良知”，要求对所谓“犯罪者”的起义农民实行“剿抚兼施”，即既要求“破山中贼”，更要求“破心中贼”，因而在表现形式上更增加了一层欺骗性（14）。这个时期，由于不断发生内忧外患，各种矛盾交织，促使一批锐意改革的政治家多次发动和领导了社会政治改革运动。最著名的如范仲淹领导的“庆历（宋仁宗年号，1041-1048）新政”，王安石领导的“熙宁（宋神宗年号，1068-1077）变法，”张居正领导的晚明时期的改革，等等。这些改革在许多方面都冲击到了当时的法制和法律思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明、清之际出现的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一批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进步思想家。他们主张以民为本，崇尚实际，反对空谈，力求经世致世。在法律思想上主张变“一家之法”为“天下之法”，反对“法祖”，强调“有治法而无治人”，并且在保证和监督法律的执行方面，提出了一整套惊世骇俗的新进主张（15）。他们和此前出现的以“异端”自命的理学反对派李贽的有关主张一起，构成了对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严厉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