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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临床确定死亡的医生。美国、澳大利亚、阿根廷实行2人制，这与世界医疗协会的倡议相符。意大利、匈牙利实行了3人制。而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的部长会议决议却允许由1人来判定病人是否死亡，可见确定死亡的医生不一定非复数制不可。因为死亡诊断需要与会人员全体一致时才能作出死亡决定，每个医生应当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并依据法律的规定，诚实地做出裁判，所有的死亡判断都必须建立在人类良知的基础之上。从道德信任的角度看，单数和复数没有什么差别。但在宣布死亡的过程中，仅仅靠道德约束是靠不住的，还必须有严格的法律规则，以便从形式上保证公正。单数制，从形式上看，显然有极大弊端；而复数制，则不应采用会诊的方式。为了保证结论的公正性，防止医生之间相互影响，法律应要求每个医生各自独立诊断，并得出自己的结论。
至于执行医生的资格，应有特别的医疗资格的限制。澳大利亚规定必须有相当的资格和治疗致命疾病所必需的合适经历。意大利规定由内科医生3人组成，其中1人必须为心电学专家，1人必须为脑电学专家。匈牙利则要求3人之中，必须有1人是从事脑功能损害深切治疗的专家。美国的规定比较特别，仅强调2位决定死亡的医生必须具有大学以上的学历。
下列人员不应参与死亡的确定：
① 病人的临终医护小组的成员不能参加死亡确定。如果赋予这些医生确定死亡的权力，他们就很有可能将这一权力过早地运用到救护过程中，使病人得不到应有的抢救和治疗，从而让病人提前死亡；
② 参与器官的移取和植入工作的医生，也不得参与死亡的确定。否则，医生就有可能随意处置临终病人的生命，使许多病人成为器官移植的牺牲品。
③ 病人的家庭成员不得参与死亡确定，以免搀杂个人的亲属感情。凡与病人有其他特殊利益者，如财产继承人等等，也不得参与死亡的确定。
④ 曾经被指控有行医疏忽、差错或医疗事故的医生，也不得参与死亡确定。
然而，不论规则多么严格，都代替不了医生的判断，医学，尤其是现代生物医学，仍然是医学界的垄断领域，他们主要是按照集团意识和集团原则来行事，缺乏社会的制约和监督，以及必要的透明度。因此，社会一贯期望于医学界的情操和责任感，这才是最终的决定力量。医学方面的所有立法，其精髓仍是医学界的自律，而不是社会的强制，尽管强制能促进自律，但自律毕竟是最终有效的内在动因。
（五）医生的法律责任。虽然医生依法享有确定病人死亡的权力，但医生也是一个普通人，任何故意或过失的错误决定，都可能导致可怕的后果，使病人成为不幸的牺牲品。因此，在制定死亡立法时，也应明确医务人员的法律责任，以保证死亡立法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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