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法官和检察官，面对强大的批评，除了极少的例外，仍然明确地支持这种协商活动[6]。他们指出，如果没有这种新的结案方式，刑事司法在面对日益增长的工作负担时，是不可能胜任的。除了这种实用性的考虑之外，他们还强调，现行的刑诉法虽然没有规定协商活动，但是同样也没有明确的禁止进行这种活动的规定。因此，问题不是应不应当允许协商，而是人们必须使用哪一种方式来组织这种新的实践活动，从而能够使其和谐地补充进现存的程序制度之中去。这种实践的目的在何种程度上被认真地考虑过，可以从这样一点上看出：德国联邦律师协会（Die Bundesrechtsanwaltskammer），德国法官协会的大
刑法委员会，以及总检察长们都已经针对协商活动的组织安排工作，各自独立地发出了指示[7]。
除此而外，德国法院对协商问题也很关心。德国宪法法院仅仅在1987年，对主审判程序中进行的协调活动的宪法允许性作过一次判决，不过这个判决给出的结论短了一点，因为这个结论是由该法院的一个审判庭作出的，是关于在事前审查阶段拒绝接受
宪法性上诉的事情[8]。该审判庭一方面认定，只要协商不损害被告人根据法治国公正审判、法官查明真相和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以及被告人意志决定自由所享有的权利，这种活动就没有违背
宪法。另一方面，该法庭明确警告，不允许“用判决的形式作出调解”或者“用法律作出处理”。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最初的一系列判决中，并没有涉及协商的许可性这个中心问题，而是仅仅讨论其中的个别问题[9]。然而，1991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使问题一下子突出出来了。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第三判决委员会在一个判决中，非常明确地反对协商活动，并且不容争辨地确定：在协商中不存在可以达到诉讼结果的法治国的程序[10]。虽然，在这里仅仅涉及一个表达了不同意见的附带性的法院判决（obiter dictum），然而，这种实践活动却从根本上变得缺乏保障。不过，这种令人不安的局面很快就得以改变。仅仅几个月之后，第二判决委员会又发布了一项判决，不仅不再考虑第三判决委员会的判决，而且还明显有意地使用传统的方式，将协商的许可性这个基本问题搁置起来不作规定[11]。
在此之后的日子里，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继续采用这种策略。一直到1997年，第四判决委员会作出了一个原则性判决，指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谅解“不是一般地不能允许的”[12]。在这个小心翼翼的用双重否定形式来表达的语句中，该委员会明显地不想造成这样的印象：它对谅解的实践在基本上是持保留态度的。相反，它的意图是指出协商具有与传统的诉讼程序不同的特点。
90年代初期，为了对协商制定一个详细的法定范围，曾经从多方面进行了考察。但是多数人认为，把协商放在一个特殊的程序中，使用详细的规则加以规范的做法，是不值得推荐的。人们担心，这种做法的结果将导致德国的刑事程序分裂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有协商的，另一种是没有协商的。对德国刑事诉讼作这样的区分是不受欢迎的。另外一种建议是，通过一些灵活条款的帮助，在刑事诉讼的总则部分规定协商的实践，以遏制已经出现的不稳定性和弊病。然而，在这个方面向立法者进行呼吁的工作停止了，因为很明显，判例就可以成功地解决在协商实践范围内出现的最重要的问题。
现在可以说，经过曲折的发展，协商不仅已经在德国刑事诉讼中建立起来了，并且还获得了法律上的承认。在80年代末期进行的实证性调查和评估表明，当时大约有20%到40%的刑事诉讼是在协商的帮助下结案的[13]。人们可以据此认为，现在的百分比比过去还要更高一些。现在，在涉及面广的诉讼程序中，协商已经属于每日进行的很平常的事情了。有这样一件事情很说明问题：最近，在一个经济犯罪的刑事诉讼程序中，被告席上坐的是一些受人尊敬的企业家和地方政治家，审判长在主审判程序中是以这样的话开庭的：本案至今尚未与辩护人进行协商。
在本概述之后，本文将进一步说明三个最重要的进行谅解的典型案件，并探讨其中的法律问题，分析由此发展出来的解决办法。
二、 以支付金钱为条件撤消案件的协商
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3a条是关于履行一定义务而撤消案件的法律。初看起来，这条规定与协商没有关系。这条规定是1974年颁布的，首先是为了对取消违反规定的行为（Uebertretungen）予以补偿，即对轻微刑事犯罪行为（Bagatellstraftaten）而制定的[14]。刑诉法第153a条在诉前程序期间为检察官打开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在轻罪案件中，如果被告人的罪责较轻，并且公众对追究刑事责任不存在兴趣，就可以采取暂时不考虑起诉，为被告人规定特定的义务或者指示，以及根据其完成情况决定最终撤消诉讼程序等方式结案。如果一个诉讼程序的对象不是轻微犯罪行为，检察官在使用这种结案方式时就需要有法官的批准。在主审判程序中，撤消案件的决定权在法官，但是从法官方面说，还需要有检察官的批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