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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对于西方现代性的早期接受中，并没有能吸收其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东西，而对于国家观念、民族观念倒很快接受，并融入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之中。孙文倡三民主义，宣扬自由、平等、博爱，但中国人并不能领悟其人本主义的精髓。而社会主义兴盛之后，一旦由中国的知识界引入，即受到全社会的响应。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等之所以不能被中国社会接纳，是因为与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严重抵触。中国传统社会中，其上层的传统观念（儒家观念，也包括法的观念）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求人人主动地尽责任，尽义务，忠君上，爱臣民、孝父母，爱子女，权利不是靠自已的强调和争取，而是在对他人尽义务时自然获得。其下层的世俗的观念则强调以家族为本位，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家族利益，孝亲育后，尽心尽职。即使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亚文化观念，也强调以义为先，个人利益服从集团利益，为朋友两肋插刀，一己私利置之度外。所以，在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中，强调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的思想得不到立足之地。如果谁人公开标榜为一己之私而奋斗，必遭唾弃，以至身败名裂。实际上，西方现代性中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并非就是强调一己私利和个人胡作非为，但是，在中国传统观念的背景下，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对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的强调，就会很自然的被与强调一己私利和个人胡作非为联系起来。时至今日，西方现代性影响中国已有一个半世纪，但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仍然被中国人当作自私自利和目无法纪的代名词。
西方现代性中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社会中的传统观念有较多的契合。社会主义中的共产主义理想契合儒家观念中的大同理想。社会主义对国家民族和社会利益的强调，更契合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家、国观念和中国社会刚刚觉醒的国家和民族的观念。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观念则契合了当时中国工农民众为孝亲育后而苦无良策的思想状况，也契合了中国社会一部分传统的亚文化观念（如劫富济贫观念）。所以，社会主义不仅得到中国知识界的重视，而且能深入传播工农民众之中，而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全面的胜利，则得力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结合了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在中国深入人心，既成为统治阶级（无产阶级）的思想，又成为全社会的统治思想。这种思想摒弃西方现代思想中除社会主义以外的各种思想以及社会主义之中的不少思想派别。这种思想还扫荡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被认为是不良的因素。当这种社会主义思想定于至尊之时，具有一种摧枯拉朽之力，荡涤一切被认为的污泥浊水。但是，当这种思想被定于一尊，不容其他任何思想存在之时，中国社会便笼罩上了如西方中世纪那样的阴影。尽管社会制度优越于中世纪的封建制，尽管社会主义思想优越于中世纪的宗教教义，但只要社会仅以一种思想钳制人心，其实质就与中世纪的黑暗无别。但人类历史不应该有第二个中世纪，以一种思想钳制全社会的努力应该是短命的。所以改革开放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作否定是必然的结果。
改革开放的进行，使中国社会在思想观念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首先表现在对于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和认识深化。这种重新认识和认识深化，既使中国避免了苏联东欧那样的大震荡，同时又带来了中国社会观念的多元化和复杂化。这种社会观念的多元化和复杂化，主要表为西方现代性的多方位渗入和中国社会观念传统性的部分回归。
社会观念中的现代性和传统性
说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和认识深化使中国避免了苏联东欧那样的社会大震荡，是一种简约的笼统的说法。事实上，中国社会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是与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同时进行的。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指导着社会改革实践，而不断成功的一系列改革实践，又促进了对于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正是在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的互动关系中，既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又提高了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社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深化和理论成熟，而在成熟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科教兴国战略和依法治国方略，则标志着中国社会改革正向纵深发展。正是对社会主义重新认识和认识深化促成社会主义理论的逐步成熟和在这种理论认识指导下的社会改革实践的不断成功，使中国社会避免了苏东式的社会大震荡，从而保持持续稳定的发展态势。
同样，说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和认识深化又带来了中国社会多元化和复杂化，也是概而言之。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表现为一种观念的开放性。对文化大革命以一种思想钳制全社会的否弃，标志着这种观念开放性的确立。并且，正是这种观念的开放性，才使对于社会主义进行重新认识成为可能，并促成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深化和社会主义理论的逐步成熟。正是这种观念的开放性，带来西方现代性的多方位渗入和中国社会传统性的部分回归，从而造成中国社会观念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在现代世界，国际交往日趋繁复，国际间思潮和观念的相互影响不仅无法避免而且愈演愈烈。即使像文革时期的中国社会，既有外在的政治、经济封锁，又有内在的思想文化控制，但中国的阶级斗争观念和无产阶级专政意识依然能传播欧美并发挥重大的影响作用，而西方现代性中的人口观念也在70年代终被中国社会采纳。其实，这些思想意识的相互影响的表现仅仅只是显在的，西方现代性中的许多内容对中国社会的潜在影响，在文革期间也始终是存在的。而文革一结束，一旦改革开放，社会经济的开放性对外部内容的接纳还需一定的步骤和相应的时间，而社会观念的开放性对外部内容的接纳，其速度和高效是无可比拟的。受禁锢钳制多年的中国知识界，面对开放中扑面而来的各种西方文化、思想和观念，都感到是新异的，而知识学习和文化吸收中的求新求异本质决定着中国知识界如饥似渴地吸取。并且，由于信息科技的不断进步，大众传播的不断普及，西方倾入中国的知识量已非文革之前可与伦比，这促使不仅中国知识界而且中国社会都受到西方现代文化的裹袭和浸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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