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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与犯罪防控

现代性与犯罪防控


卜安淳


【摘要】现代性强入中国后,中国社会观念不断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对于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和认识深化,既使中国避免了苏东式的社会大震荡,又带来了中国社会观念的多元化和复杂化。与立法上的现代性追求相对的司法上的观念性差距,造成公民权益观念和维护公民权益观念难以确立。道德固着于传统性,法律追随着现代性,而政治在现代性和传统性之间摇摆,是社会秩序不平稳的重要原因。社会主导观念是道德规范、法律规范和理想政治的观念依据。依据社会主导观念制定法律,确定罪与非罪,犯罪就是对社会主导观念的严重背离。因此,最易犯罪的人是观念上与社会主导观念严重违背的人,最难防控犯罪的领域是社会未对之形成完整观念的领域,而最易受犯罪侵害的人是观念上严重落后于社会主导观念的人。不论是减少犯罪还是减少被害,都需有对社会主导观念的正确认识。
【关键词】犯罪;社会观念;现代性;传统性;社会秩序;法律;犯罪防控
【全文】
  引言
  
  在现代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犯罪发生着种种变化。自从路易丝·谢利把犯罪与现代化联系起来作综合的分析考察[1],犯罪学已不能回避现代化与犯罪的关系问题,近几年中,中国犯罪学研究中关于“同步论”、“代价论”等等的论争[2],其问题的实质正是现代化与犯罪的关系。但是,无论是谢利还是中国的学者,在探究犯罪与现代化的关系时,其注意力都主要是放在经济发展方面。谢利主要考察工业化与城市化对犯罪的影响,“同步论”者注意经济增长与犯罪率的同步增长,而“代价论”则强调,犯罪率的增加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必须支付的代价。我很赞同对经济发展与犯罪变化之间的关系作全面深入的分析探究,但又感到,仅仅从经济发展方面来考察现代化与犯罪的关系还远远不够。现代化对于各国社会的影响作用都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各个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其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各个层面都会发生深刻的变化。从另一个方面看,能对犯罪产生影响作用的社会因素,也涉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各个层面。所以,研究现代化进程中的犯罪问题,既必须重视经济发展问题,也必须重视政治、文化等方面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变化等问题。当然,全面探讨现代化与犯罪的关系,非本文所能胜任,因此,本文只选取与文化有关的一个方面――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观念的变化――来考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犯罪问题。
  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观念的转变,其本质性的方面,应该是社会观念中的现代性逐渐增长并消解和取替传统性。但是,本文的论析将说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观念的转变之中现代性并不能完全消解和取替传统性,传统有可能在现代性的影响下作相应的改变,也有可能与现代性作一定程度的结合。但无论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观念中的传统性和现代性是相互矛盾的。这种矛盾性是否会变化成斗争性和对抗性,则取决于社会其它的种种因素和条件。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所谓现代性和传统性本身,也是成份复杂的混合体。现代性在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发展和变化,传统性则因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地区或各个阶层的不同而具有各种不同的内容。
  正是现代性、传统性各自具有不同的复杂性和现代性与传统性之间的矛盾性、斗争性,构成了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观念在转变过程的复杂性、矛盾性和斗争性。这种社会观念转变中的复杂性、矛盾性和斗争性,往往成为社会矛盾和斗争的重要根因,也成为各类犯罪产生和严重化的重要根因。这种观点看起来可以与桑斯顿·塞林的“文化冲突论”结缘。我也同意塞林关于“文化准则的冲突必然导致行为规范的冲突”的观点。但他认为“犯罪都是作为规范间的冲突”,则未必全面。[3] 我认为文化准则冲突导致作为规范冲突是犯罪的重要根因,但不是唯一根因。在犯罪原因问题上,我更倾向于多原因论。所以,本文只是想在犯罪学的研究中,特别是在探索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犯罪防控方面,引入一个新的思考角度,即从现代性已经和正在促使中国社会发生一系列变化的角度,来认识中国社会的犯罪问题,进而探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犯罪防控问题。
  
  现代性与中国社会
  
  要考察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观念的变化情况,就必须考察现代性与中国社会的关系。要考察现代性与中国社会的关系,则必须认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和中国社会受现代性影响的过程的特殊性。从中国社会的历史角度考察,现代性是外来的东西,有学者认为,按照中国社会传统的文化路向和社会模式,是不可能自行发展成为西方式的社会形态的,[4] 即使是认为人类社会具有共同的发展阶段和发展规律的学者,也认识到,由于中国封建帝制过于漫长,中国社会即使最终步入资本主义,也将是缓慢的,且可能是将来的事。中国社会之所以从上世纪中期开始急速地背离传统性,而与现代性发生越来越紧密关联,完全是受外力的作用,是西方强力侵入的结果。
  现代性是西方社会历史的产物。曾经有希腊、罗马辉煌的文明历史的欧洲,却在一千余年的中世纪中,饱受宗教教义的钳制和世俗封建制度的强权统治。正是欧洲中世纪的社会的极度强制性最终激发起欧洲人从宗教到世俗的极度的反叛性和革命性。新教运动摧跨了原有的宗教钳制,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更在世俗之中以人的本位取代了神的本位。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中,传统王权被推翻或改变,代之以民主政权或宪政。自由、民主、人权既作为革命口号又作为革命目标,不仅被标榜,而且得以确立。为了保障自由、民主和人权,三权分立,以法治国,自由秩序,自由市场,一一确立起来。同时,思想上的自由,观念的变革,促成了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并由此带来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和物质力量的强大。这一过程,大致就是西方从中世纪冲出来,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现代性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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