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国的陪审制度在经历了“两起两落”后，还能不能出现“三起”，有的学者充满信心。因为1998年9月16日，李鹏委员长就发表讲话：“基层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根据
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这是审判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有助于人民群众对审判工作进行监督，同时也是对人民群众的法制教育”；同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要“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继续积极探索人民陪审员的推荐、任职方面的改革，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在审判工作中的作用”；此外，他在1999年6月5日北京高院召开的陪审员工作会议上，又强调：“全国各级法院的审判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一定要充分认识坚持和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重要意义，切实把落实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工作，当作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推进司法改革的一件大事抓紧抓好”；在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也把“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为审判方式改革的发展目标之一，《纲要》规定“对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条件、产生程序、参加审判案件的范围、权利义务、经费保障等问题，在总结经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建议，使人民陪审员制度真正得到落实和加强的”。
持陪审制“保留说”观点的学者，根据上述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作出断言，认为我国的陪审制度面临第三次“复兴”，必将进入“黄金时期”，迎来一个“跨世纪的腾飞”。[8]
对此笔者深表怀疑，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陪审制的衰落已成定局，岂是几个领导人的谈话所能挽回？
因为通过上述我国陪审制度历史的回顾，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的陪审制缺乏历史基础，从没得到过充分发展（尽管是处于“黄金时期”也是如此），现正处于颓废的没落时期，理应废除。
第二、 我国的陪审制度缺乏
宪法依据，不符合立法本意。
我国1954年《
宪法》第
7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实行人民陪审制度”，将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案件规定为一项
宪法原则。这一规定在1975年《
宪法》中取消后，又被1978年《
宪法》恢复，该《
宪法》第
41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的规定实行群众代表陪审的制度。”但1982年通过的我国现行《
宪法》中，又重新将这一制度废除。笔者认为，这不是立法者偶然的疏忽，而是一种有意的制度安排。当然这不是说，
宪法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必需罗列全部，
宪法中没有规定的制度，实践中就不能实行。而只是说，
宪法作为一部根本法，1954和1978年的两次制宪，都把陪审作为一项基本制度加以规定[9]，这至少表明了这一制度的重要性。而我国现行
宪法将陪审制度的取消，明显表明了立法者这对这一制度的否定态度。就像现行
宪法对公民迁徙自由权和罢工权的取消一样，都表明了立法者的否定倾向。而现行法律对陪审制的规定，无疑是对这种
宪法精神的背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