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十四大报告》（1992年）提出：“重视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逐步完善监督机制，使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中共中央十五大报告》（1997年）则进一步指出：“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部门要实行公开办事制度，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这两个报告对舆论监督都采取了非常积极的态度，直接指导、支持了近年来蓬勃开展的舆论监督活动。
其它还有《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198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新闻改革座谈会纪要＞的通知》（1988年）、《中宣部关于转发＜中宣部新闻研修班研讨纪要＞的通知》（1989年）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转发中宣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宣传思想工作的报告＞的通知》（1993年）。这些政策对实行舆论监督比较谨慎，要求舆论监督必须在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下进行，要着眼于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批评应当是建设性的，要注意维护党和政府的威信、社会稳定。点名批评的数量要少，要慎重。
2． 新闻职业道德规范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制定的《
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1991年制定，1994、1997年两次修订）（注4）在第
一条明确要求新闻工作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支持符合人民利益的正确思想和行为，勇于批评、揭露违背人民利益的错误言行和消极腐败现象，积极、正确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这说明我国新闻界已经把实行舆论监督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的、神圣的职责。
由此可见，我国的舆论监督法律制度体现了这样一些特点：（一）“舆论监督”一词自八十年代末开始出现在党的文件和政府的法律文件中，九十年代以来频繁见诸法律条文，其地位呈现日趋上升的态势。这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我国政治体制的民主改革的要求日益迫切。（二）舆论监督作为政府行政工作的一种辅助手段，往往是在阶段性、突击性工作中发挥作用，而不是日常地发挥作用。换言之，舆论监督不是全面地、独立地、经常地批评政府工作，而是政府进行临时性自我批评的工具之一。（三）舆论监督更多地是针对社会公共生活而不是国家政治生活。在诸如
反不正当竞争法、
价格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社会性立法中，明确规定了舆论监督权利，如此一来，舆论监督的主要对象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经济组织及个人。而这些对象正是国家机关行政管理的对象。因此，舆论监督实质上又成为政府行政工作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监督政府的手段。（四）舆论监督立法比较零乱，缺乏系统性，在
宪法、民事、刑事、行政等基本法中没有相应明确的规定，内容比较粗，对监督的主体、对象、原则、方法等缺乏详细规定。（五）就现有的舆论监督法律规定来看，实行舆论监督尤其是对政府工作进行监督时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只对少数典型事例公开揭露、批评，以正面宣传好人好事为主导。
我国舆论监督法制的状况虽然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是它毕竟为人民群众和新闻界进行舆论监督提供了指导和保障。舆论监督立法的潜在趋势表明我国目前的政治、经济改革已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的各项改革到了最复杂、最困难之际，各种社会矛盾如国有企业改革、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改革、财政税收改革等矛盾空前突出，一些地方、部门或领域出现法制败坏、政令阻滞、腐败等社会问题。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民主监督、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针对这一局面，党中央、国务院决心从制度上予以根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广大人民群众、社会组织、新闻单位积极主动开展舆论监督，这都逐步推动着我国舆论监督法制的形成和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