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铁川与刘大生的对话-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郝铁川：据说，您还是一个喜欢挑毛病的人，那么您的论著中有没有语法和文字方面的毛病呢？
　　刘大生：也有。比如，我在《法律层次论》中将拿破仑写成了“拿破仓”，多次校对都没有发现，现在已经流毒全国，无可挽回了。《不惑的代价》中也有不少文字上的毛病，最严重的是在第69页上将“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地反对”写成了“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地不反对”，多了一个“不”字，把意思搞反了。这就象科斯在《企业、市场与法律》1988年英文版第106页上多用了一个“Not”的情形一样，是一件非常遗憾的错误。好在我的书还没有正式出版，更没有翻译成外文，危害尚且不大。借贵刊做一真诚广告：凡是指出我论著中文字和语法错误的人，我以后将向他赠送我的新作。
　　郝铁川：您最大的苦恼是什么？
　　刘大生：最大的苦恼是没有人和我进行规范化的学术争鸣。有些学者不同意你的观点，不是写文章和你争鸣，而是千方百计地阻扰你文章的发表，经常借助垄断地位或行政手段对你进行灰色处理，让你不明不白地败下阵来。前天，苏州大学的周永坤先生给我来电话，说他的一篇文章在某杂志社已经压了两年多，几次要发表又几次撤了下来。他的这种灰色痛苦我也深有体会。
　　郝铁川：你在《不惑的代价》中对张光博的评价好象也与众不同，是何原因？
　　刘大生：《不惑的代价》毕竟是自传，带有文学色彩。所以不仅要反映人物，还要塑造人物。对张光博的评价，属于基本事实部分的，我是如实表述；属于分析推理部分的，则带有我的期盼。也就是说，我希望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学者，我就朝着什么方向分析。这样做是希望张先生保持真正的“敌人”气质，更是希望那些不具有真正“敌人”气质的人（比如具有“敌虫”气质的人）能够学会做“敌人”。现在，人们很不愿意做论敌，或者不会做论敌，这对于学术的繁荣是极其不利的。因此，我们倒应该向张光博先生学习，多当论敌，而且应该比张先生做得更好。观点左一点、右一点都没有关系，但千万要做“敌人”而不要做“敌虫”。
　　反映我的期盼的，还有对北大灰派元老的分析。我在《不惑的代价》第46节中说：“元老们拿到我的那篇文章时，不过是报以会心的宽厚的一笑罢了，并没有象小姐担心的那样暴跳如雷”。没有暴跳如雷是事实，但有没有“报以会心的宽厚的一笑”，我却没有仔细观察。我希望他们：如果认为我评价评得对，就报以会心的一笑；如果认为我评得不对，就报以宽厚的一笑。所以，我就将他们塑造成了宽厚的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