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侵害身体权的行为应同医疗过程中的紧急避险行为相区别。比如，患者因外伤脾破裂，出血多，修补术不足以制止出血时，采取脾切除术。患者肢体已发生坏疽，不及切除将危及其他正常器官的功能和生命 ，而采取截肢。以上行为是有益于社会的正义行为，
属于紧急避险行为，自然不承担责任。
其他同医学关系不大的身体权侵害形式，在此不加赘述。
三、对公民身体权的保护
民法对公民身体权的保护，仍采取对受害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方式。就医学领域的身体权侵害问题，应采取以下办法：
1.在立法上效法国外的经验。大陆法系具有代表意义的《德国民法典》第823条，将身体权规定为与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等人格权相并列的一种人格权。英美法所谓的“人身伤害”（personal injury）,就是之“在侵权行为中，人的身体所遭受的伤害，如截肢等。”⑧因此，身体权和健康权应作为并列的两种人格权予以保护。这一点希望在民法典的起草中能以于考虑。
2．对《
民法通则》120条进行扩大解释，允许侵害身体权适用抚慰金制度。《民法通 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不同于《日本民法》第710条、《德国民法典》第847条，《
民法通则》第
120条只是规定了姓名权、肖像权等精神人格权的保护制度。显然，如果能对第120条进行扩张解释，将侵害公民身体权、生命权、健康权造成损害的，纳入其适用范围，就能根本上解决了身体权保护不得力的问题。
3．加强医务工作者保护患者身体权的意识，无论处于何目的，留取患者切除后组织、器官，都应征求患者的同意，在必要情况下应给于适当经济补偿。如果医务工作者因治疗以外的其他工作目的留取患者切除后组织、器官，而不适当给于经济补偿，甚至不征求患者（或其家属）的同意，这显然有悖情理。
4．患者应加强自我保护意识。我国公民法律意识虽有提高，但还远远不够，因此我们有责任适时提醒公民有何权利。可在检查单及手术单上注明，患者如不要求，则认为其允许医院处置送检及切除后的组织、器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