呢？何必不让法案顺利通过呢？何必得罪人呢？所以，在士大夫习气太浓的中国，
议员们是打不了架的。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法制建设总是落后于世界上的先进国
家。
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历史过渡阶段，一个立法机关的成员从温文尔雅到面红
耳赤的过渡阶段。一旦我们的全国人大代表能激烈争吵了，那么离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的目标也就很近很近了。
标志之三：高级干部当原告的生活时尚
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之说。尽管古代的法庭
上也审理过高官显贵，甚至监狱里面也关押过高官显贵，但是在他们被审理、被关
押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并不是高级官员，要么还没有成为高级官员，要么已经不再
是高级官员。因此，严格地讲，在中国古代不仅是“刑不上大夫”，而且也是“诉
不上大夫”的。高级官员当被告的事，在中国古代和近代历史上都没有发生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过近50年的艰苦努力，法制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
高的程度，高级干部当被告，已经在理论上和制度上得到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就是最好的说明。
《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使行政机关和行政官员（包括高
级行政官员）当被告成为可能和现实，这是我国法制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但是，这
一里程碑还不能算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标志。作为法治国家的标志不在于高级干
部当被告，而在于高级干部当原告。比如说，某一个普通公民，为了一千元债务和
一位高级干部打官司，法院受理立案了，最终也公正判决了。这就叫高级干部当被
告，是法治建设重要进步，但还不能算是已经建成了法治国家。如果一位高级干部
为了一千元的债务或者别的一件什么“小事”主动当原告，那就标志着法治国家已
经建成了。
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夫人在总统任期里经历了多次军事政变，当发生在1989年
12月1 日的第六次政变平息后，有记者报道说：“政变发生时，作为海陆空三军总
司令、国家最高军事统帅的总统，不是镇定自若，调度有方，而是惊慌失措，哆哆
嗦嗦，钻到自己的床底下面苟且偷生去了”。为此，阿基诺夫人带着她的“床下根
本无法钻人”的充分证据到法院起诉，要求那位记者承担侵犯公民名誉权的法律责
任。这一状不仅告倒了记者，而且还告倒了菲律宾的人治传统，使菲律宾成了法治
国家。所以说，高级干部当原告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
标志之四：“宁可放纵一千，决不冤枉一个”的司法胸怀
在1927年的“四·一二”和“七·一五”期间，中国国民党人为了彻底打垮中
国共产党，实行过“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纵一个”的政策。这一政策是反文明、
反法治的野蛮政策，造就了国民党集团的野蛮性格，因此，尽管国民党集团在当时
取得了全国政权，但最终没有建立起现代法治国家。
平心而论，“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纵一个”的政策并不是国民党人发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