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恶性探析
卜安淳
【摘要】把犯罪行为视为恶行，是犯罪学历来的基本倾向。视犯罪为恶行，是以道德标准对犯罪所作的评判。先贤们对犯罪作道德评判的依据是他们对法所作的道德评价。犯罪的“恶性”源于法的“善性”。尽管当今世界各国评价法和犯罪的道德标准在渐趋接近，但我们应该清醒：犯罪的“恶性”和法的“善性”都只是相对的。如何使犯罪真正地完全地具有恶性，即如何既使被
刑法规定为犯罪的行为都真正具有恶性，又使所有按道德标准应被评判为恶的行为都被
刑法规定为犯罪，这在理论上容易说，在社会现实中则难以真正做好。其中应把握的关键是道德标准的社会普适性。面对充斥暴力、阴谋和苦难，缺乏和平、正义和幸福的人类世界，犯罪学研究者们有责任依据最根本的“人道”去剖析人类社会的种种个人的、群体的或组织的行为是否具有恶性，为法的趋于完善作出自己的贡献。
【关键词】犯罪；恶性；法；善性
【全文】
犯罪是一种恶的行为，几乎是自古以来人类的共识。德国犯罪学家施奈德在其《犯罪学》的导论中谈社会对于犯罪学的成见，第一条就是：“他们把犯罪分子和社会越轨行为者视为异己的社会以外的群体。……如果犯罪学试图把犯罪与越轨行为的模式、表现形式、发展和原因作出可以理解的解释，并建议对犯罪和越轨行为作出理智的反应，就被贬成为坏人开脱的科学并被搞得声名狼藉。他们把犯罪分子视为可怕的怪物，认为社会对他们只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1] 把犯罪者视为恶人，把犯罪行为视作恶行，不仅是社会的成见，而且也是犯罪学历来的基本倾向。尽管犯罪学和刑法学都与伦理学有明确的界限，犯罪学和刑法学的研究也尽力避免道德情感的渗入，但犯罪的恶性问题一直没有被犯罪学和刑法学的研究者们舍弃。我认为，对犯罪作道德的评价分析是必不可少的，问题是我们不能仅仅作道德评判，而应对犯罪的恶性作深入剖析，并从中寻求出有利于我们防控犯罪的东西来。当然，这样的研究工作不乏困难，但这应该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研究工作。本文正是想在这方面作点尝试，以求方家指正。
一、 犯罪概念中的“恶性”问题
在我国最早期的文献中，“罪”和“德”是作为一种相对立的概念出现的。《尚书·皋陶谟》说：“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有罪”也就是失德、背德，也就是恶。但早期的学者们主要是用“德”和“罪”来评判统治者。正如《史记》记述商周更替的历史所提示：人君修德，天助民从；人君作恶，天惩民叛。周文王之德和商纣王之罪正相对照。[2] 所以，早先的“罪”，与“德”一样，主要是用以评价统治者的道德概念。对于平民狱讼，刑罚之外，很少作道德的评价。并且，即使视盗贼奸宄为不义，也往往是将其归罪于统治者的失德（儒、墨、道、法诸家几乎都有这种看法）。所以，其后“罪”引入平民狱讼中，其含义主要是指“犯禁”，即《墨子》所说：“罪，犯禁也”，“罪不犯禁，惟害无罪”。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人为善，法度赏之；恶，法度罚之”[3]也一直是我国传统法观念基本内容中的一项，“德主刑辅”之中，辅“德”之“刑”就是用以惩恶。所以，我国对于“犯罪”的传统认识中，是一直蕴含着以之为“恶”的道德评价的。隋唐开始，法律明文规定“十恶”。《唐律疏议》称：“五刑之中，十恶尤切，亏损名教，毁裂冠裳，特标篇首，以为明诫。其数甚恶者，事类有十，故称十恶。”十恶之罪本首创于北齐法律，但北齐之法仅列十大重罪，并未标明“十恶”。隋唐开始冠以“十恶”之名，是明显地对犯罪作道德的标定。①
西方人对犯罪的认识又另有传统。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大致都认为犯罪的根源是人类本性中的“恶”。柏拉图倡导以人的品行中“善”的部分去抑制“恶”的部分，认为“善”的部分占优势，处于支配地位时，就有了正义，就用不着法律，反之，则兽性活跃，就必须使用法律加以限制。那些行不义的人，一旦被揭露，就必须受惩罚。这样，恶行才能被抑制。[4]亚里士多德认为，贫困者受温饱欲驱使会犯罪，温饱者受情欲驱使会犯罪，温饱情欲皆满足者还会受权欲等更大欲求的驱使而犯罪。[5]其后，罗马帝国制定的《十二铜表法》规定：“犯罪乃是危害社会利益的行为。”至中世纪，奥古斯丁从基督教神学的“原罪说”推演出法律的产生和惩罚的目的，把犯罪原因归结为个人的恶的意志。文艺复兴之后，学者们对犯罪及其根源有了许多新看法。莫尔《乌托邦》中全面分析当时盗窃犯罪的社会原因，指出社会上的物质占有的不平等是造成犯罪的根本原因。他认为，与其说犯罪是出于犯罪人的个人“恶性”，不如说是源于社会的“恶性”。莫尔之后，康帕内拉和摩莱尔都把犯罪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社会的私有制。与空想社会主义者和空想共产主义者不同，资产阶级自然法代表人物霍布斯认为，凡是违反法律的言行都是恶。他解释说，每一种罪行都是一种恶，但却不能说每一种罪恶都是一种罪行。其间的区别在于其意图有否“见之于言行”，是否可以“让人间的法官用作其意图之论据”。[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