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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旧上海的金融遗迹看制度环境之变迁

从旧上海的金融遗迹看制度环境之变迁


陈炜恒(恒方)


【关键词】金融产品 金融活动
【全文】
  提到上海,这个城市不仅有十里洋场和外滩的银行大楼会提醒人们她曾身为远东金融中心的那段日子,其实还有不少逐渐湮没在历史中的点点滴滴的金融遗迹。近日翻阅上海画报出版社出品的《老上海广告画册》,偶然看到一幅旧上海金城银行的广告,广告中央是一个头顶学士帽的男生,男生的头顶上方则是有关金城银行资本金和资产规模的信息披露,云“本行资本七百万元,公积金三百六十七万元,储蓄存款五千八百万元”。再仔细看, 广告旁有两行细小的文字--“受教育,方能立足社会;行储蓄,方能应付学费”,原来,这是一则当年的“教育基金储蓄”的金融产品广告。
  尽管这只是一则相当简短的广告,并无关于这种“教育基金储蓄”金融产品的具体说明,但我还是对这则广告发生了相当的兴趣。虽然时过境迁,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的光阴,但这则广告在今天倒也毫不落伍,不光是其“受教育,方能立足社会;行储蓄,方能应付学费”的广告立意和当前人生竞争趋烈、教育费用趋涨的现代中国社会倒是丝丝入扣,而且就是从金融产品设计和市场推广来看,“教育基金储蓄”即便有、恐怕也是属于目前中国的银行近些年才推出的新近产品。如果当年金城银行的这种“教育基金储蓄”能佐以适当节税安排的话,那简直就和美国各州现在推行的各种税前的教育储蓄基金相当接近了。因此,这一则旧上海的金融遗迹,倒是可折射出当时社会上金融活动的复杂精细程度其实和目前的水平就算无过之,也是相差无几。
  其实,这样的例子在中国还有不少,我们的老祖宗在推出金融产品方面就算不是领先于其他国家,至少也绝非落人之后:象北宋时最早出现在四川地区的交子,就是古代的纸币;而明清时期山西各大钱庄票号所签发的银票,其功用与今天被全世界的旅行者大量使用的由美国运通所签发的旅行支票基本上是差不多的。问题在于,这些都已经退出了经济流通领域,成了所谓的历史遗迹或博物馆藏品。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原因呢?
  我们知道,金融其实就是资金融通,金融活动的复杂性取决于社会经济活动的复杂性,金融产品的发明取决于经济活动对资金融通的需要。随着社会经济活动和组织的日趋繁复,其对资金融通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这主要表现在资金需求量的增大,融资期限的延长和资金安排复杂性的增加。就象从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的演变中必然需要引入越来越多的社会规则一样,金融活动的日趋繁复也必须要求有相应的规则和一个稳定的制度环境作为保障。道理很简单,要是将一百元钱借给邻居一天,可能很多人连借据都不用打;要是将一千元钱存到钱庄里,谁都会要一张作为存款证明和兑现凭据的银票,而且绝大多数人还会选一家信誉好的老字号;要是让你每年存一万元到银行里作为几十年后退休年金储蓄甚至是为子孙设立的信托基金,光是商业信誉可能已经不够了,还要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一定额度的存款保险并保障你在银行经营出现意外甚至破产之后的追索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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