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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的历史文化考察古代的法律制度，你可以发现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法律的思考，不是特别重视法律程序方面的制度，我觉得只有法律职业化的程度到了一定的时候，才会对程序法有一个理性的认识与重视。孙中山先生曾经批评过中国人要建设好自己的制度，首先要学会一些基本的规则，比方说要学会开会。现在我们总在抱怨文山会海，其实有人说中国的会不是多而是少，之所以大家觉得多，是因为许许多多的会议虽然开过了，钱也化了不少，然而却根本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孙中山先生说要学会开会。什么叫学会开会？我的经验，要开好一个会，需要这样一些程序性的安排，比方说开会以前，是否认真地进行选择，出席人是否能够给会议所要研究的问题提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开会以前是否要把准备讨论的、需要与会者了解的资料给他们，使他们能够提前了解；开会时是否能够真正地畅所欲言。前几天报纸上登刘心武说再也不开官僚主持的会议了，因为这种会议发言不限时间，有时发言也不扣紧主题，浪费了大家太多的时间——一个人把所有的时间都占了，那别人还开什么会，来听报告来了。所以开会要有一个时间的安排，而且要求大家说的是真话。开会是要大家贡献自己的智慧，这时候需要真实的东西讲出来。或许最后还应该作一个总结，哪些方面取得了共识，哪些方面还存在分歧。如果会议作出一个决策的话，还要采取那些有效的措施加以贯彻落实。
你可以发现这些是一些规范性的东西，与会议要讨论的主题并没有实在关系，只是为了把会议开得更有效果。这些规则、规范性的安排，就叫程序。
法律上的程序也是一样，比方说要给双方当事人平等的机会，以向法庭提出他们的希望、他们的要求、他们的主张。广东省法院就作出这样一个决定，在开庭之前双方当事人必须进行证据的交换。这与胜诉败诉没有关系，这是程序，你必须要对方知道证据是什么，在民事诉讼中，这叫做证据开示制度，在刑事诉讼中叫证据披露。这个制度确实是很有价值的，以前律师们总希望把自己最关键的证据当作杀手锏，关键时刻突然抛出来，让对方无所措手足。但是，问题在于，既然你有这么有利的证据，那么又何必害怕早些时候公开？对方当事人如果提前了解到你的证据，或许这个诉讼就不必再进行，对方可以庭外和解嘛！这样就可以节省许多国家的司法成本。这个制度是美国首先创立的，后来日本学习，现在中国有些地方也开始学。
我觉得这些程序性的东西，对提高司法效率、促进司法公正都有好处。程序还包括规范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的许许多多的一些规范，比如怎样质证，怎样询问对方的证人，证人是否必须出庭——其实证人出庭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展开辩论的时候应当遵守怎样的准则，还包括证据排除，比方说通过不法手段获得的证据，如非法录音获得的证据，我们民事诉讼中已经开始倡导对非法获得的证据不予采信，即便他能证明案件事实。因为如果法院接受了这样的证据的话，就会引发更多的非法操作。这就证明中国的法律界对于程序问题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自觉。当然在刑事诉讼中进步不大，如果有警察通过刑讯逼供取得证据，我们的方法是，如果相关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话，那么就接受它们，当然从事刑讯逼供的警察也不能放纵，要进行必要的惩罚。这是典型的实事求是思路。从这些年来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状况看，这种做法几乎没有什么效果。如果能设定一套程序，只要证据是刑讯逼供或通过其他非法手段获取的，法院就果断地将其排除掉，我认为可以最大限度地抑制或减少刑讯逼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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