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现无名之死——读《本雅明：作品与画像》
杨旭
【全文】
谈起瓦尔特·本雅明，不能不说他的死——作为无名者的死。1940年10月，也就是本雅明自杀后一个月，他的朋友，汉娜·阿伦特甚至没能在他安眠的法西边境小镇找到他的坟墓。而半个世纪后的1994年，一座以“通路”为名的本雅明纪念墓碑就在同一地点落成，镂刻在玻璃屏上的墓志铭正摘自他的遗作——“纪念笈笈无名者要比纪念赫赫有名者艰难得多。历史的建构要归功于那些无名之辈。”
就是这位生前参与建构了二十世纪思想史的无名者，在他死后二十年间声名鹊起，一跃成为西方现代主义最重要的表达者与阐述者，并在西学大潮涌动的八十年代末被引介到了中国——这块现代文化符号的贫瘠之地。但是，在当时的文化氛围中，区区一本《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使本雅明长期被定位于文学批评家，难以引起公共知识界对其思想的全面关注与深入探讨。而1999年，《本雅明：作品与画像》的出版也使我们隐约摸到了西学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脉相——从文化症候逐渐转向更为严谨的学术追问。
仅仅十二余万字的篇幅很难包容这位“欧洲最后一位文人”一生的精华之作。因而编译者打破常规编选了两个部分——“本雅明的作品”与“为本雅明画像”。没有译介者概括段落大意式的破坏性“前言”，我们可以直接切入本雅明的文本。林赛·沃特斯曾将本雅明的写作风格与亚里士多德同列，并引用了亚历山大·内哈马斯的评论：“惊人的简短、晦涩、不连贯和不完整。”虽然初次阅读难以领会其最深刻、最完整的思想理路，但是每位读者都会感受到本雅明的独特——个人化的思考与写作。表面断裂的文本正是本雅明的“形式”——而对于这位曾梦想写一本只由引文组成的书的作者，“形式”也正是其表达的精髓。汉娜·阿伦特与苏珊·桑塔格的两幅画像实现了本雅明在读者心目中由作者到思想者的过渡。当阅读逐步走向解读时，我们不禁会心怀至诚从第一页重新翻起。正如桑塔格所言，对本雅明，“不能以生活去解释作品，却可以以作品去解释生活”。
弗兰克曾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命名为一部“只能被重读的小说”。而眼前这本《本雅明：作品与画像》也正是一本需要被多次重读的“可写文本”。因为，当我们拂去本雅明的悲惨命运覆在他文字上的烟尘之后，真正的本雅明才会显现：一位批评家，一位现代主义者，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一位犹太人，一位哲学家——一位二十世纪学术界最经典的“游离者”。他的游离导致了他的无名之死，也造就了他身后的重生。当我们还处在柯林武德所讲的“学生的地位”之时，关切的也许并不是“19世纪的巴黎”、“失败者卡夫卡”和“布莱希特的史诗剧”，而是从本雅明的游离中汲取力量与启迪，摆脱门外的焦虑和困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