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四
　　
　　
　　
　　现在我终于要进入到第三部分的评论。这个部分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可怕的部分。在第四部分，苏力反对“笼统地用一种热烈的言词表述一种‘价值’或‘方向’的选择”，但是在这里他恰恰实践了他所反对的方法。我很难反抗他的叙述的热情，以至于不得不停下来做点别的什么。
　　
　　
　　
　　我承认，直到现在我也不太能明白苏力的意思。因为他所谓的语境化，我总是从学术的角度来理解的，所以我不能理解语境论“是行动者、实践者的进路”的说法。行动者、实践者本身就是语境中人，还需要语境化吗？这是我的问题，从苏力的表述中，我看不出答案。我们还是来看苏力的理解。
　　
　　
　　
　　苏力充满激情地说：“语境论的进路不是宣传鼓动家的事业，也不是一般的思辨家、学问家、评论家的事业，它属于实践者和行动者。它懂得‘重要的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在于在种种制约条件下推进这种改造；它不是大连金山体育场那令人回肠荡气、热血沸腾的‘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呐喊或体育评论员的赛后评点，而属于（因此并不等于）尽管一次次以失败告终但并不只能或只应以失败告终的一代中国足球教练员的战略计划。它拒绝‘天桥的把式’，而欣赏‘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这里我们且不如“天桥的把式”和“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同样需要语境化的理解，在有些情况下，可能天桥的把势比“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更有效果。脱离具体的语境做这类无谓的比较本身就是非语境化的。
　　
　　
　　
　　苏力的问题还在于他以下的偏激的看法：中国足球的进步只能寄希望于足球教练员的战略计划，他极其武断地否定了球迷的激情呐喊和支持，否定了足球评论员的幕后点评。
　　
　　
　　
　　只要稍微熟悉足球的人都知道，苏力对足球的这种理解完全是不可思议的。杰出的教练和他们的战略计划是被足球市场生产出来的，而不是教练员闭门造车的结果。如果忽视或缺乏球迷的支持，中国的足球还能强大起来吗？如果没有认识到球迷和新闻媒体对足球的巨大推动力，再怎么去创造条件也不能把我国变成一个足球大国。
　　
　　
　　
　　从这个分析或许我们还可以推断出苏力的关于法律制度变革的看法：中国的法制建设属于苏力这样的语境论化了的专家，中国法治的希望就在他们所提出来的战略计划之中。从苏力文中流溢着的入世的激情和精英式的自负中，我有把握相信自己的这个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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