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科学？
刘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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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科学？
刘星
大凡研读法律的学子，都熟悉“法律科学”这语汇。不奇怪，打开法理学、民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诉讼法学之类的书籍，随处可见“科学”的标签。人们已经习惯：只要是法律学问，便应有科学的品格。
大概一两个世纪以前，科学一词侵入了法学的语境。随后，有人断言，这是一场法律学问的革命。因为，在这以前，法学头顶总有以宏大叙事为出发点的思辩光环。像霍布斯和洛克的法学，就喜欢从“自然状态”、“社会契约”这类大词儿出发导出源源不断的一套说法，而像黑格尔的法学，就更宏大了，非要从“绝对精神”演绎出“客观精神”，然后在“客观精神”中推出国家法律的条条道道。科学话语的侵入，似乎让人发觉宏大叙事的根基浅薄，以至青睐科学一词的人，时常像休谟那样毫不客气地扔出一句话：谁知那些大词儿说的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打这，科学在法学家的眼里，属经验的、实证的叙事手段，它可用来发现、琢磨“实实在在的法律现象”。而且，“法律科学”还被自诩为客观的、中立的学说理论。因为，法学的观察者是从纯粹的外部来认识法律现象。这，正如同一位传统的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来到异国他乡，平心静气地看看那里法律到底是如何建立的、如何运作的，而自己根本无需融入其中，体验发生的种种法律事件，与之共欢乐、共忧愁。一句话，法学家能不偏不倚地剥离出社会中法律的方与圆。因为，自己可戴上无色的观察眼镜。
以这样的雄心勃勃，“法律科学”宣布，自己的差事便在于从已看到的法律制度中，清理法学的基本原理，把它说清楚、道明白。由此，法理学、民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诉讼法学以及其他不断被人尊为“法律科学”的科目门类，便粉墨登场，并以“公允的外部立场”，输出“法律的概念”、“过错”、“故意”、“责任”、“控辩”等等原理式的话语。“法律科学”自认为，从立法到司法，再到百姓的一举一动，莫不以其讲述的原理话语为根据，任何人都会像它那样站在外部立场来论法，虽然有时对法律有些牢骚或意见。因此，知道了原理话语的内容，也就晓得了社会中的法律运行。
可二十世纪初期美国出名的大法官奥立弗·霍姆斯（Oliver Holmes）却讲，这“科学”，没用！因为对薄公堂时，律师根本就不会拿它当回事儿。律师有他自己观察理解的方式。一个案子到了手里，律师要凭自己的经验左猜右测，虽说不全是算命占卦，但起码不是客观中立地说话。律师和法律科学，对法律的理解全然是两码事儿。这其中的要紧之处，恰在于律师是以内部的立场来看法律。内部的立场，是说此刻的观察者，并非平心静气地论说法律，而是参与法律争议之中，和法律实践中的那些社会角色比如当事人，患难与共，而且其社会角色的定位要求他必须这样，要求他必须为自己的客户服务，而不是站在外部立场来论长论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