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正的种子：司法公正——评丹宁法官的著作
陈绪纲
【全文】
据说古希腊时，曾有一位教法律的老师跟他的学生闹过这么一档子纠纷：老师与学生订了个学费协议，该协议约定学生学成后打赢第一个官司即应支付给老师学费。这位法律学生满业出师后，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有支付这笔学费。或许，古今中外都一个样：新进律师总是很难招揽到业务。老师便将学生告到了法庭，并向法官提出：无论法官判他胜诉还是败诉，他都应该得到一笔钱，理由是：若判他胜诉，根据判决，很显然学生应该付钱；若判他败诉，根据学费协议，学生打赢第一个官司即应支付学费，学生同样应付钱。学生的抗辩也很有意思：无论法官判他胜诉或者败诉，学生都不应该付钱，理由是：若胜诉，根据判决，学生当然不必付钱；若败诉，根据学费协议，学生也不必付钱。这个故事可能并没有真正发生过，只是虚构的。但至少说明一点：法官可不是闹着玩的，没那么好当。谁要处在这个故事中法官的位置上，都会觉得左右为难。
我手头现在就有一位法官自己写的一套书，这套书的大部分讲了这位受人尊敬的法官自己审判的案件故事。这就是英国前民事上诉法院院长，传统职务称为“掌卷法官”[Master of the Rolls]的丹宁勋爵[Lord Denning]的《家庭故事》、《法律的训诫》、《法律的正当程序》、《法律的未来》、《法律的界碑》以及《最后的篇章》的中译本。在我的记忆中，法官因其职业的特殊关系，一向不怎么抛头露面，著书立说的更是凤毛麟角。而且，一位外国法官的六本（！）著作六个月内在中国一下子出版发行，这事要搁在三十多年前，真是匪夷所思。想那时，我们的前辈和前前辈曾豪情万丈地“砸烂公检法”，对无法无天式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乐之不疲时，我们对这种“腐朽的资产阶级辩护士”内部批判、避之如瘟疫尚来不及，何曾能让其毒害革命热潮中的国人？
不过，“时代不同了”，人也不可能总像过去那样发高烧似地“抽疯”。我记得余秋雨先生在是否应对其文革时的文棍行为忏悔的“两余之争”时，这位可敬的先生曾援用了英国的布莱克斯东爵士[Sir.Blackstone]的话，说懂得法律乃是每一个绅士和学者应有的教养云云。余杰先生也不甘居后，他说就双方争议中所涉及的某些具体法律问题，曾求教咨询过北大法学院的法律专家。两位文化界的闻人对法律的教养和知识如此倚重、推崇，真令吃法律饭的人精神为之一振。跟三十多年前相比，如今岂不是又一场“文化大革命”——“法律文化大革命”？不过，发生“法律文化大革命”的还不单单局限在图书出版界、文化界，大大小小的报纸、电台、电视台都早已纷纷开设有关法律的栏目、专题或固定的节目时段了。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门甚至出资主持开办了“要司法”[148]免费法律咨询电话热线。各式各样免费或收费的电话、网上法律咨询也早如雨后春笋似地冒了出来。还有八九千家作为“正规军”的律师事务所那就更甭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