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过，“以政治为业”仍然和“以学术为业”一样，并不仅仅是一篇所谓“政治社会学”的专业文献，而是理解韦伯全部思想的“钥匙”文本。而洛维特和他的朋友们之所以没有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自由学生协会与更广泛的社会舆论也很少赞成韦伯的立场，那是因为在当时的紧迫政治抉择面前，这些听众没有从韦伯的演讲中找到他们希望听到的答案。然而对于我们的今天，韦伯的这篇演讲却可能赢得更愿意耐心倾听和思考的“读者”。
与“以学术为业”一样，“以政治为业”也是从驱除各种幻觉开始的，不过这里对政治的历史与现实的论述要比上一次演进中对学术客观环境的论述“冗长”得多，一个根本的理由或许是，面对政治，人们更难以摆脱各种伪神的魔力。韦伯告诉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前提是要具有三种素质：激情，责任感和眼光。但是，这种激情，并非浪漫主义式的“亢奋”。只有具备现实的责任感和冷静的眼光，才能避免经常在各种革命的狂欢中出现的这种“亢奋”。事实上，在两年前的“以学术为业”中，韦伯就指出，面对理性化带来的除魔世界，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产生了一种盲目追求体验、信奉个性崇拜的“理智主义的浪漫主义”。这种理智时代的怪胎，奉行了一条令人诧异的路线，将那些唯一尚未被理智触及的“非理性”的领域，也提升到意识的层面来加以审视，因此，这种浪漫主义与其说是对“非理性”真正体验，不如说是尼采当年尖锐嘲讽过的一件拙劣的仿制品。而这种浪漫主义正是韦伯厌弃的“虚荣政治”背后的关键动力。这种“虚荣政治”与韦伯捍卫的“荣誉政治”貌合神离，相去甚远。
对我们来说，也许从韦伯有关“虚荣政治”和“理智主义的浪漫主义”的论述可以得到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不要信奉各种各样的伪神，无论是韦伯当年反对的基督教和平主义，还是关系暧昧的民族主义，抑或他竭力与之划清界限的国家主义，甚至是那些只有口号和旗帜、死抱着一些不切实际也不负责任的空洞信念的“自由主义”或“人民民主”。这些形形色色的“虚荣政治”之所以能够广泛传播，就是因为人们希望得到轻而易举的答案。人们难以在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之间找到一种互补和平衡，所以要么流于没有信念的机会主义或政治冷漠，要么受到各种虚荣或怨恨的情绪的鼓动，缺乏冷静与超然，不负责任。而韦伯在“以政治为业”中一再强调的成熟，就象当年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说过的一样，意味着“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教室里的教师不能代你思考，街头的报纸不能代你去思考，同样，民族或国家也一样不能代你去思考。因为，最终要由你自己来承担思考及行动的责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