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新
刑法扩大处罚范围，是实现
刑法安定性的现实需要。“法律的主要功能也许并不在于变革，而在于建立和保持一种可以大致确定的预期，以便利人们的相互交往和行为”，***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作为刑事立法尤其应该努力实现这一功能。因为，
刑法的特性决定了它较之其他法律而言，与民主、自由及秩序的关系更显密切。如果
刑法朝令夕改，民众就会无所适从，难以建立对自己行为确定的预测，从而导致其在实施行为的过程中随时都要担心自己的行为会否因为
刑法的修改而在性质上发生变化。这将使民众处在一种不安和担心受怕的状态之中。具有自由保障机能的
刑法反而使公民变得极不自由，稳定的社会秩序也难以建立。因此，要想维护和建立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民主和自由，就不能对
刑法随意修改。但是，在以往，“我国刑法在确定调控范围时历来主张‘先实践后立法’、‘成熟一个制定一个’，在积累了比较成熟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之上，再将危害行为正式予以犯罪化。”***储槐植：《
刑法分则修订的价值取向》，《中国法学》1997年第4期。**这种经验立法的指导思想的直接后果则是导致
刑法的滞后性、被动性和不稳定性，旧
刑法实施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二十多个决定、补充规定即为明证。因而已被实践证明是不可取的。新刑法典纠正了这种不科学的立法指导思想，在立法时做到现实性和预见性相结合，立足现实，放眼未来，不仅将现实具有严重危害性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而且对那些具有现实发生可能性的、危害性严重的行为也规定为犯罪，如黑社会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计算机犯罪、洗钱罪等，体现了一定的超前性，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因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而导致
刑法不适应社会生活的情形发生，克服了旧
刑法既不超前也不先导的缺陷。这种犯罪化虽然扩大了
刑法的处罚范围，但是由于它们是建立在对未来犯罪的变化、发展充分考虑的基础之上，是对犯罪规律的科学预测，因而这类行为的犯罪化也是科学、合理的。至于新增的其他犯罪，散见于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侵害人身、民主权利等各章中，其行为基本上都是危害性严重需要
刑法方足以制止，因而对它们予以犯罪化基本上都是合理的。可见，我国刑法中的犯罪化并非走西方
刑法的老路子，将大量轻微违法行为规定为犯罪，而是有所选择地将一些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犯罪化，从而编织了一张严密的刑事法网。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对新
刑法的处罚范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如果根据我国现行的基本刑事政策，对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的方针，我国的历史传统和人们的价值观念，可以说，新
刑法的处罚范围是比较适当的。但是，有学者认为，如果与外国刑法的犯罪圈相比，从进一步实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出发，从与犯罪作斗争的现实需要考虑，则新
刑法仍不够完备，似可在有所限制的情况下，对某些行为予以犯罪化，如严重的“国际犯罪”的犯罪化，***参见付立忠：《论严密刑事法网的基本原则》，载《刑事法学要论——跨世纪的回顾与展望》，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44页。**关于严重违反社会公德和国民责任行为的犯罪化，强奸以外的性犯罪行为的犯罪化；***参见范忠信：《刑法典应力求垂范久远——论修订后的＜刑法＞的局限与缺陷》，《法学》1997年第10期。**过失危险犯的犯罪化；***参见刘仁文：《过失危险犯研究》，《法学研究》1998年第10期**。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进行节育手术行为的犯罪化，***参见马济林：“破坏节育罪之立法疏漏”，《修订后的＜刑法＞缺陷分析》(笔谈)，《法学》1997年第10期。**等等。但是与此相反，人类的
刑法史已经表明，犯罪并不因
刑法的完备而减少，
刑法膨胀只会带来一系列的副效应。因此，我们似乎更应该集中有限的
刑法资源，重点打击那些社会危害性十分严重的犯罪行为。对于那些社会危害性并不十分严重的犯罪行为，可以考虑实行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尽量将
刑法用在刀刃上，避免用之不当，社会与个人两受其伤。21世纪即将来临，为使我国刑法走向进步、走向文明，在新的时代充分发挥其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功能，我们应该对这一问题予以足够关注，并进一步展开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