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适用的范围
法律命令说的最能解释
刑法，其立法模式是“针对”他人而设立行为模式，因为法律命令说是一个人希望他人如何行为，比如一个专制君主可以不受他自己所制定法律的约束。但是哈特说，立法从本质上说，不仅仅是只是涉及他人行为的规则，而且立法者自己也要受到这种法律的约束。因此，法律命令说存在着缺陷，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解释法律的方法。这里，哈特提出，要于“约定说”代替“命令说”。“对于理解法律的许多特征来说，约定在许多方面是一个比强制命令要好得多的模式。”7 制定法律就象作出一个约定，首先存在一定的规则，依照此规则，具有资格的人为一定范围的人设立义务，这些义务同样适用于从事立法的人。当然，约定和制定法律之间也还有许多的差别，但是这对于理解法律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方法。哈特指出，作为对于强制命令或者规则的模式的矫正方法，需要一个崭新的立法概念，即立法者不是一个下达命令的人，不是一个处于命令之外的人。他像一个约定者，他行使规则的权力，同时必须置身于法律的范围之内。
3，起源的方式
与法律命令说最相冲突的是习惯的法律地位。习惯是否是真正的法律是法理学长期争论的问题，主要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习惯本身”是不是法律？一般的说法是，习惯本身不是一种法律，只有当法律承认了习惯的效力之后，习惯才具有法律的效力，才成为一种法律。第二，“法律承认”的含义是什么？哈特认为，在现代世界，习惯通常是一个次要的渊源，习惯成为法律，要么通过主权者及其代理人的命令，或者通过法院的自由裁量。按照命令说，主权者的立法行为，要么是他的明示命令，要么是他的默示命令。所以，在法院将习惯规则适用于特定的案件之前，习惯只是习惯，决不是法律。“当法院适用它们，并依照它们下达了生效的命令时，这些规则才第一次得到承认。”8 哈特进一步分析，对于习惯的法律地位这些命题，也存在许多反驳意见。第一，在许多情况下，习惯在被法院采用之前，可能就具有法律的效力。在这个问题上，哈特没有举出具体的例证，只是从“可能”和“必然”的语言分析上论证。第二，习惯变成法律，根本原因在于主权者的默示命令。
哈特用三个命题来总结他对于法律命令说的批评，第一，法律命令说可以解释
刑法，但是即使是
刑法，它也不是仅仅下达一种命令，同样使命令者受到法律的约束；第二，其他类型的法律不是强加一种责任，而是提供一个法律的强制框架，使人们有权设立权利和义务；第三，某些法律不是起源于一种命令，而是起源于一种习惯，习惯成为法律往往并不是人们有意识的立法行为。接下来，哈特批评了奥斯丁的主权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