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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学宫从齐威王立旨“高祖黄帝，迩嗣桓、文”(《陈侯因 敦铭》，转引自郭沫若《十批判书》)兴起，至宣王时大盛：“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弟，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至于其消失的时间，并非如冯氏所说“到秦始皇统一以后，这个学宫随着齐国的灭亡而消失了”(《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而应该比这个时间要早一些。公元前286年(齐B14D王十五年)，齐灭宋，使各国普遍感到不安。公元前284年，燕、赵、秦、韩、魏五国联军在乐毅的率领下在济水以西大败齐军。各国罢兵后，燕国为报先前齐乘燕内乱而入侵之仇，趁势攻下齐的国都临淄，齐B14D王逃到莒，为楚国派来援齐的将军淖齿所杀。燕军在乐毅的率领下接连攻齐七十城，齐国没有被占领的名城只剩下莒和即墨。莒人拥立隐姓埋名、在莒为人佣作的齐太子法章为襄王，以保莒城；即墨的齐军也推田单为将军，坚守即墨。直到公元前279年燕昭王死后，子惠王新立，齐利用反间计，迫使乐毅出走赵国。田单用历史上有名的火牛阵大破燕军，乘胜收回大片土地。但齐国经过这次战争，损失惨重，国力大为削弱，再也恢复不了强国的地位。在燕军破临淄时，稷下学宫的风流云散也可想而知。虽然《史记·孟荀列传》载“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说明襄王时稷下学宫又恢复，但齐王建九年(公元前255年)“齐人或谗荀卿”(同上)，荀况于是去了楚国，应春申君之邀任兰陵令，此时“田骈之属皆已死”，稷下学宫再也不复往昔名流云集的景况，或许就接近气数了。《管子》书如果不是在稷下学宫“复盛”时初具规模，到这时也应该完成了编辑工作。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管子》尚存在着原与今本的区别。原本就是刘向校书前的《管子》，即稷下学宫消失前已定稿的《管子》。今本《管子》即经刘向等编校、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本子。两者的区别在于今本比原本多出了“管子解”五篇(其中《牧民解》已亡失)和轻重十九篇(今已亡失三篇)。“轻重”诸篇经罗根泽、马非百等详细考证，认定作于西汉。“管子解”诸篇列于“轻重”之前，在内容上不限于对正文进行逐句解释，往往借题发挥，抒发己见。以《形势解》为例，与《形势》原文的精神就相当不同，原文有浓厚的道家气息，到解文时这种气息就淡化了，往往显露出儒学的精神。再从形式上来说，“同书为同书作解，又不在一篇之内，这种情况，正从一个侧面反映《管子》非一人一时之作。”(赵守正《管子通解》上)。既然名之为“管子解”，很可能是在原本《管子》产生以后为之作解，到刘向校书时才将它们纳入今本《管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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