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法律是否违宪的权力落实在什么机关手里，对于民主制度的影响很大。在法国，判断法律的权力不在法院手里，所以
宪法的修改权就在立法机关手里。英国实行议会主权，
宪法不约束议会，不存在法院判断法律违宪的问题。在美国，
宪法约束公民，也约束立法者和法官。立法者可以修改
宪法使法官服从；法官可以判定议会的立法违宪、拒绝执行而使立法者服从
宪法。法官对法律的违宪审查权是美国特有的，对于美国的民主制度有巨大的影响。
不过在美国，这项权力并不足以使法官进入政治舞台。他不能自主行动、不能弹劾立法者，也不会激起公民纷纷介入。因为“当法官在一件不甚重要的政治纠纷和私人案件中抵制法律的时候，其抵制的重要意义可能不被公众注意。这时，他的判决只影响到个别人的利益，而法律也只是偶然受到了损害。”
并且法官宣称某个法律违宪的进程也是缓慢的，“受到损害的这项法律并没有被废除，因为只是它的道德力减弱了，而它的实际效力还没有中止。只有经过一步一步的抵制，在无数判例的反复验证下，该项法律最后才能作废。”
司法权可以制约立法权，而这种制约又是轻微的、渐进的，由公民个人的诉讼发起的。这恰恰保证了司法权制约立法权的司法性。对此，托克维尔是这样分析的：“允许私人弹劾法律，使对法律的审判与对人的审判紧密地结合起来，还会保证法制不致轻易地受到攻击。由于采用这种办法，法制便不再天天遭到政党的侵扰。在指责立法者的错误时必须服从实际的需要，即必须实事求是和有据可查，因为这要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托克维尔认为，“美国法院的这种作法不仅十分有利于公共秩序，而且十分有利于自由。”
托克维尔还认为，美国司法权有权制约立法权，但权力又不大，使得它避免了两种不好的可能性：权力机关弱时，司法机关易于过分干预立法权；权力机关强时，司法机关又不干干预立法权。美国司法权制约立法权，是由诉讼的公民推动的，这又与公民个人的努力联系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