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沪上法治梦》随想：
陆锦碧
【全文】
《沪上法治梦》是年逾九秩的司法界老前辈何济翔先生的醒世近作。该书是他本人后半生建言犯忌横遭厄运的实录，也是共和国人治主政，蔑视法治的历史悲剧的缩影。诚如作者所言，把它“当作俾官野史来读，或可补正史之不足”。“此书前稿一度胎死腹中”，幸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同仁，将它列入《百年人生丛书》，方得问世。
何老与国际著名的法学家杨兆龙教授本系同事。他之所以触“网”，沦为右派，与支持杨兆龙关于我国应及时立法的学术论文有很大关系。我也是沪上法律界1957年“阳谋”的受害者，而且劫后又忝为杨兆龙的东床。书中部分内容涉及我岳父因文罹祸之事（详见附录《杨门浩劫》），也提到了我所蒙受的无端株连以及后来几乎命丧青海的惊险故事（详见附录《牙膏皮事件始末》）。因此阅读《沪上法治梦》一书，犹如重温我当年经历过的苦难人生，在我的眼前，似乎再现了当年人为的政治风暴，几度横扫祖国大陆的疯狂情景。以致不由得要对那场“引蛇出洞”的“阳谋”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及其持续的恶性发展，进行深层的探索。祸根何在？罪责谁负？如何评估？
《沪上法治梦》开篇，扼要介绍了杨兆龙的生平，何老从1946-1949年，曾与我岳父共事。 1997年，我和妻子同访何老先生，回首40年前的往事，一切犹历历在目。何老说：“杨先生是中国法律界罕见的杰出人才，成就卓著，享誉中外。在国民党政府撤退台湾前，他为革命立了大功，并接受中共的挽留和保证。解放后，他应当是大有作为的。可惜他遇到了蔑视法治的年代，使他蒙冤入狱，历尽磨难。”1988年，他在《法律咨询》杂志上看到《杨门浩劫》一文，获悉杨先生已于1979年4月1日含冤逝世，不胜伤痛，何老说：“那时我已返回上海，并获改正。由于消息不通，不知杨老的行踪，未能前往一晤，互道悲酸，至今仍深感遗憾。”
在那次访谈中，何老曾透露他已将自己的磨难人生撰写成书，以期告诫国人，毋忘历史教训。对此，我非常赞成。死者已矣，每一位幸存者，只要一息尚存，力所能及，都应当做这件事。这是我们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当务之急。我们一定要把后人难以想象的亲身经历，用心血写成书本，传之于世，让炎黄子孙永远记住：务必铲除祸根，使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阳谋”在沪上法律界实施
《沪上法治梦》向读者展示了1957年的“阳谋”在上海法律界是如何实施的；近乎疯狂的反右斗争是如何进行的；杨兆龙、何济翔等志士仁人是缘何遭难的。书中首先提到“反右前传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充满民主气氛”。反右开始后发表的正式文件，却“代之以一片肃杀之气”。两者“大异其趣”。讲话原稿宣布“整风的目标是反对三个主义，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与主观主义。而反对这三个主义，一联系实际，就无一不可以上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而且不涉及反对三个主义的什么建议之类，如杨兆龙和我提出的完全是建设性的立法建议，也就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实在无理可说。”作者言简意赅地概括了“阳谋”的历史事件——从鼓励鸣放，“引蛇出洞”，到“后发制人”“聚而歼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