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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文中，我集中论述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条件、基本原则、优越性、局限性以及前景等。我认为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应当分为两类：一是实体(价值)基本原则，二是形式(程序)基本原则。
问：在中国法理学研究中，人们通常在同一意义上使用法律文化、法律传统这两个概念，以至于人们在写文章或者著书立说的过程中，都要加上法律文化这个词，不仅如此，还常常将传统法律文化和现代的法律文化加以区分。您对此如何看?
答：法律文化、法律传统，人们谈论的比较多，成果也比较丰富。对此我认为，现代中国的法律文化，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种多元化的态势。在多元的态势中，又有主流的法律文化，即在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指引下形成的中国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具体而言，我国的法律文化的多元，除主流法律文化外，还存在传统的法律文化(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儒家法律文化，但又不限于儒家的法律文化)、西方法律文化(随着西方法律文化的引入而形成的一种法律文化)、前苏联的法律文化(解放后在苏联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的作用下形成的法律文化)的共存。
基于我国法律文化的多元态势，在对待法律文化的态度上，我们的研究应体现主流的法律文化，同时批判地吸收其他各种法律文化中有益的因素。
问：沈老师，您在法理研究领域的建树是人所共知的。现在，您仍然活跃在法理学研究领域，我们作为晚辈，涉及这个领域的时间不长，很想听一听您的忠告。
答：在中国，法理学研究的总体环境并不理想，以前尤其如此。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理论上的一些禁区不断被突破，研究的方法和视野都有了新的进展。我本人在这个领域的工作始于1948年回国，一直持续到现在。中间虽有停顿，但停顿期间我并没有间断读书，并且也曾用笔名发表作品。从1978年发表《罗马法的发展及其历史影响》到1998年发表《依法治国与经济》，我先后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就我的体会而言，在中国进行法理学研究，要特别注意这样三个方面的问题：法理学研究近年来不受重视；法理学研究与政治联系密切；与部门法不同，没有国家立法可做依据。
在法理学研究的过程中，总结我自己走过的路，我体会应坚持这样几个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根据国情(包括法治建设的环境)进行研究；努力对传统法理学进行改革；尽可能地注意传统法律文化，吸收外国的法律文化中的有益成份；努力使法理学能为法治建设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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