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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阔别讲坛二十年后，1977年上半年他重返讲台，开始给75级学生讲授《美国政治制度》。1978年下半年开始，招收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当时法学理论方向的指导教师有三人，即陈守一、张宏生和沈先生。记得这一届法学理论专业研究生共有6人，按照当时的安排，张宏生先生和沈先生各指导3人。
1979年，对先生来说也是一种新生。这一年的上半年，得到平反，恢复原来的工资级别。也就在这一年，在任讲师职位30年后，先生被升为副教授。1983年升为教授，198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7月任博士生导师。
1979年7月，先生被公派出国，到瑞士参加国际法律哲学和社会哲学研讨会。这是先生自1948年从国外回来后第一次跨出国门，在与世界几乎隔离30多年之后，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对国外法律哲学的发展态势了解甚少，参加这样的会议对他来说，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有可能大量收集大会的有关材料，与国外著名法学家交流，眼界为之大开。
访谈录
问：沈老师，在中国法理学的发展进程中，先后发生了许多变化，在不同的时期，总有不同的声音，对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时期，甚至在同一个时期内，人们的理解都可能完全不同，那么，在几十年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中，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答：谈中国的法理学发展，不能离开我国法制化发展的历程。建国初，我们不仅在经济领域参照苏联模式，在法学研究领域同样也参照了苏联的做法。例子之一就是法学基础理论的发展。现在看来，我们一提到法学理论似乎一目了然，但是，在建国后直到80年代初，国内并没有法学基础理论这一学科，我们所有的是被称作法与国家的理论，这一名称就是借鉴苏联的做法，它的基本特点是法学和政治学不分。从法与国家的理论过渡到法学基础理论，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名称上的不同，而在于我们在对待法学的态度上发生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它是中国法理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新的起点。
就我本人而言，我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中国法理学、现代西方法律哲学和比较法总论。
问：现在看来，对于中国法理学人们并不陌生，但是，对于现代西方法律哲学和比较法学，应该说是一种新鲜的东西，您作为这方面的先行者，对它们之间的关系怎么看呢?
答：我一直认为，作为一个中国学者，从事研究的目的在于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为研究而研究的方法是不可取的。有鉴于此，我的研究方向虽然有三个，但是，中国法理学是我研究的重心。不过，话又说回来，任何研究都不是孤立的，往往存在着彼此互补和交叉的情况。比如，对中国法理学的研究，不可能不考虑国际法律哲学发展的现状，而考虑国际法律哲学发展的时候，往往就涉及到比较问题，比较法学的基本功能就在于了解国外的情况，从而为完善国内立法提供基本的依据。因而，我认为我的这三个研究方向是互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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