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地思考经济犯罪的控制对策，不仅应当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容忍经济犯罪在一定范围内的存在，更应以科学的态度认识经济犯罪的原因，认识刑事控制手段在预防经济犯罪过程中的作用的局限性，从而设计出科学的社会犯罪控制模式。经济犯罪是社会综合症，它的产生，有犯罪人个人人格、心理上的原因，也有国家政策误导、经济管理混乱、社会监督机制缺乏或疲软等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因素。尤其是当社会在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某种失衡或无序状态，“先破后立”的改革思维模式也必然会导致某种刑事乏范状态，致使对经济活动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的界限，不仅一般的市场活动主体难以准确地把握，有时甚至刑事法律专家也无法一锤定音。因此，在注意经济犯罪危害严重性的同时，必须特别重视经济犯罪原因的复杂性以及由此反映出的经济犯罪罪责的特殊性。我们既不能用经济犯罪原因的复杂性否定经济犯罪者个人的罪责，也不能无视经济犯罪原因的复杂性而将经济犯罪的客观危害和经济犯罪者个人的罪责完全等同。对经济犯罪只能适用与其罪行恶害和个人罪责相适应的刑罚，而不能片面以经济犯罪的客观危害为基础适用超越其个人罪责的过量刑罚。超越个人罪责范围的犯罪代价理应由社会自身来承担，而不应转嫁到罪犯个人身上。经济犯罪个人罪责的有限性，决定了刑罚干预经济犯罪程序的局限性。 国家既不能超越罪责，适用超量刑罚，更不能指望刑罚完全预防和控制犯罪。马克思曾说：“既然从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那就不应该惩罚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根源，并使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社会活动场所来显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6页以下。**列宁指出：“对防止犯罪来说，改变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比采取某种刑罚意义要大得多。”***《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60页。**预防犯罪的根本措施是针对犯罪原因的特点进行综合治理，动用国家和社会的力量，综合运用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的、法律的种种手段控制犯罪，变单纯以刑罚惩罚为中心的国家本位犯罪控制模式为刑罚与其他社会控制措施并重、标本兼治的国家——社会双本位犯罪控制模式。当前针对社会转型时期经济犯罪激剧增长的特点，遵循这种国家——社会双本位犯罪控制模式，要求国家在动用刑罚惩治经济犯罪的同时，更应将重点放在加速体制转轨进程，加快市场化和法治化进程，增加社会整合力，尽快跨越社会失衡期，实现从无序到有序的飞跃，从而为从根本上减少和控制经济犯罪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法制环境。可以预言，犯罪控制模式由国家本位控制模式向国家——社会双本位控制模式演进，必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刑罚观念，降低社会对刑罚的期望值，扭转人们对死刑的预期心理，使刑罚的设定和运用趋向更为适度和合理。
如何处理我国现行
刑法规定的经济犯罪死刑罪名，是我们在设计经济犯罪的预防和控制模式时首先要面临的问题，也是我国刑法修改时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通览我国刑法典和有关单行
刑法规定的经济犯罪死刑罪名，我们基本可以把这些犯罪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纯粹经济犯罪，如投机倒把罪、走私罪、伪造货币罪、非法集资罪、金融票据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等；第二类是国家工作人员滥用权力进行权钱交易构成的经注犯罪，如贪污罪、受贿罪等；第三类则是对公共安全和他人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经济犯罪，如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等。在对经济犯罪废除死刑的观念还不能广为人们接受的情况下，对经济犯罪废除死刑也不可能一步到位。我们设想，废除经济犯罪的死刑的具体步骤可以这么安排：第一步，首先从立法上废除纯粹经济犯罪的死刑，同时对造成严重伤亡后果的经济犯罪的死刑规定进行立法处理，例如对“生产、销售假药……，致人死亡或者对人体健康造成其他特别严重危害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可以技术处理为“生产、销售假药，致人死亡或者对人体健康造成其他特别严重危害的，以
刑法第
105条危害公共安全罪惩处”。这样既废除了作为经济犯罪的生产、销售假药罪的死刑，又不会放纵对生产、销售假药罪造成特别严重危害的惩罚。第二步，应当在条件成熟时从立法上废除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经济犯罪的死刑。完成这一步骤，需要决策者拿出政治家的勇气，洞察全局，深谋远虑，也需要严厉的吏治和清廉的权力运作作铺垫。具体运作时，可以先废除国有、集体企业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的经济犯罪的死刑，最后再废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涉及权钱交易的经济犯罪的死刑。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违反
公司法犯罪的决定》对公司职员犯贪污罪、受贿罪的刑罚规定，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可以预料，第二步废除死刑的运作将是最为敏感、最为棘手的，但也将是对经济犯罪废除死刑运动的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