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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管理体制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采用何种体制来保证财政性资金的使用效率以及更为有效地克服旧体制的惯性，有助于把新的体制建立起来，并把对新制度的阻力和内部的摩擦系数降低到可能的程度。
制度建设具有阶段性，一项制度从建立到完善是一个循序渐进过程。在法制基础较差、法律意识淡薄的社会中，立法的着眼点与法制完善的社会应有所不同的。加强对权利约束与控制，是社会转型时期立法的重点。因此，立法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提供一套完整的操作规范，而且还必须对权利的行使进行约束并辅之以有效的监督，完善内部机制和健全外部机制。委员会制可能比较适合这个时期的法制发展的特点。此外，在建立政府采购制度的初期，实行委员会制有利于协调各部门的矛盾和冲突，能有效地克服旧体制的弊端，从而有助于这项制度的确立。而实行部门管理制，则将各种矛盾和冲突的焦点集中到部门，不利于消除旧体制的弊端，阻碍政府采购制度的建立。
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的建立与完善，全社会的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立法的重点应当从对权力的约束转移到对操作程序与规范的规定，那么，实行部门管理制则有利于政府的工作效率，降低政府运作成本。实行委员会制则有可能降低工作效率，增加政府投入，加大政府运作成本。
笔者认为，无论采购哪种管理体制，都应借鉴韩国的做法，将政府采购政策的制订与政策的执行分开。管理机构与采购机构的分离以及采购机构与中介机构的分离，各自的权利义务的明确，彼此之间可以形成一种制约机制。从各地的立法上看，采购主管部门与采购机构之间的关系还存在一些问题，一种情况是，采购主管部门不仅负责采购政策的制定、采购计划的审批，而且还负责组织实施具体的采购活动。另一种情况是，成立政府采购机构的地方，政府采购主管部门与采购机构关系密切，相当于它的下设机构。这种现象的存在，对政府采购制度的建立有负面的影响，造就了一种不公平的新利益分配机制，如果任其自由发展，政府采购制度可能失去原有生命力。这是我国政府采购制度中必须引起重视并应予妥善解决的问题。
四、政府采购模式
政府采购有集中采购、分散采购以及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采购模式。我国各地的立法主要采取了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采购模式，但广东省采取了分散采购的模式。
从国外的情况来看，政府采购没有固定的模式。各个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即使实行相似的管理体制的国家之间，也存在差异；一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也实行不同的采购模式。香港和新加坡是城市性质的经济成员。香港实行集中采购模式，除了低值商品外，一律由布政司政府物料供应处实行集中采购。新加坡实行分散采购，但其采购模式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在1995年5月之前，新加坡的政府部门实行集中采购，由中央采购局负责采购，而法定机构则自行采购。1995年5月，新加坡关闭了中央采购局，除少数项目外，实行分散采购。1997年9月，新加坡加入《政府采购协议》，并根据该协议制定了《政府采购条例》(Government Procurement Act)。该条例规定《政府采购协议》适用于新加坡所有政府部门和25个法定机构。)即从高度集中的采购模式发展到极度分散的采购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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