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体制看，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经历了一个从国家干预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以市场经济存在严重缺陷为由，在经济发展中片面强调政府的作用而抑制市场的作用。而在社会主义国家表现尤为突出。在80 年代以前，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国家干预一切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微观上政企不分的国有企业几乎是企业存在的唯一形式，微观经济主体几乎没有任何的决策权；宏观上实行无所不包的国家计划，国家干预贯穿于经济生活的每个角落。由此带来的后果是：经济增长缓慢，经济效率低下，产品极端短缺……国民经济几乎到崩溃边缘。 这种状况显然对发展中国家的主权的维护极为不利，经济若不获取发展则发展中国家付出无比惨重的代价换来的政治与经济独立有化为乌有的危险。由此，自80年代以来，市场化的改革风靡全球，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世界各国的基本经济体制。而世界市场在共同的体制基础下导致了国际经济关系的拓展和深化：首先，国际分工的范围被无限扩大，市场的力量使一国内部经济自然而然的舍弃强烈的地域和民族色彩， 参与到世界经济的分工；其次，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流动的最大障碍化为乌有，跨国公司如鱼得水，区域经济合作有增无减。　
　　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对各国主权在制度层面的冲击的最大后果是政府对经济直接控制的传统上的能力被弱化，但政府对经济直接控制的传统能力弱化并不意味主权的弱化，因为传统的管理手段、模式的失灵只是要求国家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和手段。 市场经济要求包括货物、资本和劳动力等市场要素依客观经济规律，在相对自由的条件和环境下运转，国家干预只限于法律和法定的市场手段，这样传统的国家对市场的强制计划与直接控制就不再有以往的用武之地。但国家管理经济的手段本来就没限定一成不变，任何管理手段、方法与原则的使用本身就要受到一定的时空与条件的限制的。市场与计划相悖，但却要求国家实施弥补市场缺陷的有效宏观调控。所以，当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的能力弱化的同时，其对诸如促进经济增长、消除通货膨胀、运用货币政策、平衡国际收支、规范市场竞争以及提高社会福利等宏观问题的解决能力必须相应提高。同时，市场经济天然扩张所推进的经济全球化给国家经济安全也带来众多问题，如金融市场安全与金融风险、国内产业与国内市场安全、能源物资与能源供给安全、经济信息网络安全等，这些都赋予国家新的管理职能和任务，需其寻找权威和有效方式进行监管。
　　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速，国家在处理涉及国际贸易 、国际投资、国际金融以及国际人权保护、国际环境治理、国际犯罪控制等方面的全球性问题上日显无力，国际组织愈发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有力支持，并作为至今为止最有效的组织机构和监控体系。这样，在此背景下带来国家向国际经济组织转让部分主权的必然，如一国加入国家经济组织必须以承认该组织的规章制度，履行该组织确定的义务为代价；国际组织在处理政治、经济全球性的问题时，成员国必须将涉及争端的裁判主权让渡给国际组织；成员国在接受国家组织的援助时，往往要同时接受其加附的各种条件，这也是另一种主权让渡方式等。但我们必须注意到向国家经济组织让渡部分主权决不表示主权的弱化，相反，让渡部分主权是为在新的国家经济环境下更好的维护和获取国家根本利益，本质上是为更好的坚持主权。缘由这种让渡是主权制度层次的让渡而不是主权在本质上的让渡，是为整体主权的更好坚持而作出的部分的让渡。
　　拿主权让渡的最充分的欧盟为例，其成员国向一体化组织的主权的让渡是成员国在自愿的基础上作出，这恰是其正当行使国家主权意志的表现，而且这符合其根本利益，是主权本质上的合理维护。原因在：（1）经济全球化趋势的继续发展和欧盟成员国间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不断加深，要求突破国界，实行更高层次的和更大范围的国际调节与协调；（2）欧盟各个成员国本身的幅员和力量，使它们已无法单独应付所面临的国际竞争和挑战，它们有形成联合力量的共同需要。正是这种根本利益的一致与需要，使欧洲一体化继续存在并稳步发展——在于这种主权的让渡体现了成员国的根本利益，或者说能更好的实现成员国的主权。 与此原理一样，中国加入WTO，相应的必须遵守WTO有关协定，并在这些领域让渡出一定的主权。但同时中国可享有相关权利，利弊对冲，留下最显眼的入世效应是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飞跃，这实质上是在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对主权的最好的坚持和维护。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写满“落后就要挨打”的屈辱史，落后的是经济，挨打的是主权。要维护主权就要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就要打开国门，正如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建国以来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是闭关自守……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 这句话通俗的概括出加入WTO与坚持主权的辨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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