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案中可知择地行诉具有以下特点：（1）发生在争议之后（不仅仅是事后对法院的选择，而且是对法律的选择，在英国，选择了法院就隐含着选择适用英国的法律）；（2）是当事人一方（古巴船东）的意志行为，无须另一方同意，即使被告一方缺席，诉讼依然成立；（3）手段：要通过扣押船舶，迫使责任方提供担保（security），然后原告在扣船地法院提起诉讼。
　　2、关于法院受理：
　　本案中古巴船东之所以能选择英国法院诉讼，是通过对Abidin Daver船的姐妹船送达了告船告票（writ in rem），使英国法院获得了管辖权。英美有两种告票可供民事纠纷起诉，一种是告人（action in personam）, 另一种是告船（action in rem）,只要告票能在本土水域送达到该船上，即可拥有管辖权。
　　原告择地行为的目的是为了获取诉讼上的利益（judicial advantage）,而不是故意为难被告（Vexation），否则就是非善意的重复诉讼，英国法院要么不予受理，要么受理后倾向于中止诉讼。但在一起碰撞发生之后，责任明确之前，双方就管辖权问题尚未达成协议，故要判断择地行诉乃善意还是非善意，是法院受理后才知道的，所以有关法律 及法院 允许择地行诉。笔者亦认为本案之中，英国法院受理了古巴船东的诉讼，是符合上述逻辑的的。择地行诉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国法律制度的差异，适用之会带来不同之后果，直接影响当事人的诉讼利益。比如：（1）采用不同的海事赔偿责任制度；（2）单位责任限额不同；（3）人身伤亡赔偿的法律规定不同；（4）胜诉机会不同。如在Kloeckner v. Gatoil(1990) Lloyd’s Rep. P177中，涉及石油期货买卖，索赔金额高达21亿美元。若在德国，这种合约会被视为不合法，但在英国，却并非不合法；（5）扣船的法律不同。表现在扣船时机和条件、船方要否担保及担保数额的要求，扣船程序的法律规定均有不同。（6）其它因素。两国间关系、政治、法制系统、司法水平等。　
　　 3、被告对择地行诉的应对
　　 土耳其船东在原告择地行诉后，向英国法院申请中止诉讼（stay of the proceeding）.
　　 实践中被告土耳其船东可有几种策略应对原告的择地行诉。试假想一下：（1）向英国法院土耳其船东在英国法院作为被告，提出反索赔（cross-claim）。（2）申请中止诉讼（stay of the action），是本案中土耳其船东的作法。（3）在古巴船东的诉讼构成并列诉讼（lis alibi pendens）的情况下，在土耳其法院申请类似于英国法院的被动宣示（negative declaration）的程序，即宣告土耳其船东将不对古巴船东的索赔负责。（4）向土耳其法院申请禁令（ anti-suit）不准古巴船东在外国开始或推进诉讼。（5）和（3）的作法比较激烈，而（1）的作法正中古巴船东下怀，选择（2）中止诉讼，比较温和，但是否能获得英国法院中止，有赖于被告提出中止理由以及英国法院对中止诉讼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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