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防止这种危险而可怕的权力的滥用，便是这个案件最核心的问题。？白建军教授纯粹的学理疑问是“控制什么”“由谁来控制”“怎样控制”？
我们的回答是，控制这种权力的操作程序。要求程序必须严格的合法。公安机关在执法时要有正当的合法的程序。如果它抗拒，那么就由当事人通过它的法定监督程序提出“对抗”，或者是负责管理的上级来制裁。这表现为：
1，行政上的法定救济，目前唯一的行政方法是行政复议；律师的有效辩护，在本案件中可以发现律师的影响与作用微不足道；在实体还无法确定时，律师一般通过明晰司法执法程序上的合法来维护当事人利益。这来源于我国已经确立的《
刑事诉讼法》，当实体被“保证”时也要有一定的程序。如果仅有实体法而无程序法，那么实体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就无法顺利实现，当其受到侵害时，也无法获得法律救济。程序法必须密切配合实体法；但是这种来自法律体系内部的控制，往往是容易被削弱。削弱它的力量来自人情关系，权力的腐败与勾结……
2，更大的权力制约。孟德斯鸠以一句“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的名言点破了权力制衡的奥秘所在。“或者说，通过压制其他社会控制形式来完成法律
对社会的权威性控制”。
但我们要考虑的是，这里的更加大的权力是什么权力，它指的是行政机关的上级对下级的更大权力，还是广泛的“社会权力”（这是笔者对新闻舆论监督的一种指代）。其实在很多时候新闻舆论（这里是指国家所掌握的正规媒体，中央与地方的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互联网等）的监督反映的就是上级权力的控制与管理。但因为在中国从来就有民心所向（一般被叫做人民的意志）的干扰，从而形成了一种本来是妨碍司法独立的，但事实上有时起到了有效的控制“社会控制”作用的“社会权力”。但是隐患仍然存在，对“社会控制的控制”之把握，将是又一个深刻而艰难的问题。我们如何相信更加庞大的权力是为我们忠实服务的？法律的理想建设，与我们的实际实在有太大的差距。
需要补充的是，我们在一般意义上探讨的控制“社会控制”，是一种来自外界的控制。社会控制的“自我控制”也是不可忽视的。内在的道德与价值观，也是间接地控制着“社会控制”。这为解决“怎么控制”提供了一个内外同步的课题。
[1]，《又一起“处女卖淫案”》，蒋韡薇、郑琳 ，《中国青年报》，2002年5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