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关于那个被纪委广泛运用着的“双规”，怎么看都觉着有点像是强制措施，这种党的纪检部门对党员实施处分前的调查措施跟变相羁押之间的界限实在是有点模糊。因为“双规”是在规定的时间，到规定的地点——纪委而非司法机关去交待问题。我们都知道很多纪委过问的大案、要案要么是涉及的数额巨大，要么是影响范围极广，再就是牵涉到高层的一些领导人，所以应该说都是一些具有相当社会危害性的案件，一般来说都触犯了国家刑律，所以介入调查的应是国家司法机关才会显得名正言顺。我们更加能够接受的也是这些可能有问题的人（实际上是不是该称之为有犯罪嫌疑的人）经过正常的程序，如合法的拘传、拘留或者是逮捕，到有关的司法机关接受调查，而不是由纪委取代国家司法机关来行使侦查权。另外，这些被调查的人在纪委滞留的时间长短取决于案件涉及领导人的程度和数量，程度越高，数量越多，在纪委滞留的时间就越长。如陈希同案，1995年7月，中纪委就开始对陈的问题进行审查，直到1997年8月，中纪委才做出决定开除陈希同党籍，由检察机关对其进行立案侦查。可见，这一“规”就是两年的时间。又如前面提到的查克明案，纪委对他就实行了3个月的“双规”。据说这一措施的时间长短是没有上限的，什么时候交待可能就什么时候可以出去，或者说是什么时候问题搞清楚了，什么时候才能走人。我们不禁想到《
宪法》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关于人身自由和安全的程序保障的规定，对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的逮捕和拘禁，除非依照法律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即使是在刑事案件中，因为查清案情而需要暂时限制人身自由，也应该贯彻“成比例刑的原则”，羁押的时间长短要和所犯的罪行严重程度成比例，更何况“双规”毕竟是种党内组织在调查过程中使用的一种人身限制方式。虽然说纪委是享有查处内部党员问题的权利，且这些被调查的人又比较特殊，大多还都身居要职，但是在某一问题涉及到一个公民的
宪法权利——人身自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不应该首先从这个人的社会身份看问题，而应该首先将它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一国的公民来看待，给于他作为一个公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保护。这也能说得上是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吧。
再仔细地瞧瞧“双规”，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交待问题，好像还有些不对劲。“交代问题”这一规定似乎正好和我国现在的热点话题沉默权制度有关，被调查的人究竟有没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他能不能不回答问题也不主动交待问题？我们知道沉默权制度的设计就在于从人道主义的要求出发，运用合理的制度安排赋予被告人抗衡侦查和控诉的能力，防止司法擅断，防范司法权的滥用而侵犯公民权利，避免刑讯逼供的发生。而被“双规”的人员首先不享有沉默的权利，其次他们还不能为自己聘请律师，也就是说得到律师帮助的权利也没有，最后，在被“双规”期间他们交待的内容还被直接用于法庭作为指控其有罪的证据。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有报道，纪委的某些人为了让有关人员老实交待问题进行刑讯逼供，从而导致被“双规”的人员死亡 。这是在2000年4月5日，被害人陈安稷被中共浙江省台州市纪委采取“两规”措施进行审查。同年5月21日晚，被告人天台县监察局副局长、天台县滩岭乡纪委书记等其他天台县纪委干部在协助台州市纪委办案中，把陈安稷带至事先已预备的天台隋梅宾馆3105房间，就有关问题进行谈话。谈话期间，这些纪委的干部们用打结的湿毛巾抽打陈的背部和臀部，甚至有人用牙签戳倒地的陈安稷的手指和脚趾。零时，发现陈已经昏迷。凌晨1时许，医生赶到对陈进行检查时，发现陈已死亡。经浙江省公安厅法医对尸体进行检验，认为陈安稷系软组织大面积挫伤引起失血性休克，意识障碍，导致呕吐物吸入呼吸道，窒息死亡。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当然可以肯定地说这绝不是普遍的情况，但是刑讯逼供的事情已经现实地发生了，这足以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下“双规”制度的设计，思考一下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悲剧。被“双规”的人员一点儿自我防御的能力都不享有，他们只可以老老实实地交待自己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消极地接受纪委的调查，忍受长时间的隔离，断绝与外界的任何接触，他们不能为自己进行应有的辩解，当然就更谈不上律师的介入和帮助了，这样显然是不利于他们的权利保障的。事实上，沉默权制度的设立也是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我们只有完全认识到沉默权的价值，才能在现实中杜绝刑讯逼供，并最终在观念和实际运用中贯彻无罪推定原则，防止嫌疑人在被调查的过程中权利受到任意的侵犯。既然某个人还只是处于调查阶段，就是说谁都没能提出足够的证据证明他确实是存在问题的，那么这时他应该是被看作是一个没有任何问题的人，仅仅是有那么一点嫌疑罢了，所以此时进行的调查应该是有关机关努力地去寻找些蛛丝马迹，而不是强迫这个人寸步不离地待在某个偏僻的地方，自己找自己的问题，找不出来就不准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