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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涌：《法律关系的元形式——分析法学方法论之基础》，《北大法学评论》第1卷第2辑1998年。
〔2〕季卫东：《法律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3] ALFRED C. AMAN, JR. Proposals for Reforming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Globalization, Democracy and the Furtherance of a Global Public Interest. 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tudies, Spring, 1999, (6).
〔4〕〔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汪晖 译，载《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第126页。
〔5〕〔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 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80页。
〔6〕崔建远：《民法，给程序以应有的地位》，《政治与法律》，1998年第2期。
〔7〕傅静坤：《二十世纪契约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63页。
〔8〕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68页。
〔9〕前引[5]，第81页。
〔10〕〔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4页。
〔11〕〔美〕麦克尼尔：《新社会契约论》，雷喜宁、潘勤 译，法律出版社1994，第4页。
〔12〕前引[2]，第73页。
〔13〕郑成良、杨云彪：《关于正当程序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思考》，《法制与社会发展》，1999年第3期。
〔14〕〔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张志铭 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季卫东先生代译序，第10-11页。
〔15〕“参加命题”是富勒提出的概念。谷口安平在反思程序正义时，强调了利害关系人参加诉讼程序的趋势和重要意义。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12-22页。
〔16〕前引[5]，第82页。
〔17〕前引[5]，第83页。
〔18〕 徐国栋：《国家何时产生?》，《私法》2001年第1辑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49、154页。
〔19〕 舒城：《清末商人的宪政情怀》，载《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三联书店1995年，第277页。
〔20〕在美国，公民可以纳税人或消费者身份提起利益关联松散的公益诉讼；在日本，公民可以针对公共财务的违法或不当支付公款等提起民众诉讼。
〔21〕苏力：《从契约理论到社会契约理论——一种国家学说的知识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1996(3)。
〔22〕〔美〕法伦德：《美国宪法的制订》，董成美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987年，第65页。
〔23〕《世界是如何被统治的—评芬纳＜政府发展通史＞》，《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8年第4期。
〔24〕前引[11]，第126页。
〔25〕 曹卫东：《词语梳理•交往》，《读书》1995年第2期，119-120页。
〔26〕[德]考夫曼：《后现代法哲学》，米健 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38页。
〔27〕〔法〕海然热：《语言人——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张祖建 译，三联书店1999年，第313、380也。
〔28〕甘华鸣、许立东：《谈判》(MBA/MPA必修公共课程)，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年，第4页。
〔29〕关在汉：《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
〔30〕前引[28]，第3页。
〔31〕张曙光：《论妥协》，《读书》1995年第3期，第30-33页。
〔32〕摩罗：《甘地的政治智慧》，《读书》2000年第7期。
〔33〕〔美〕埃尔金、索乌坦：《新宪政论》，周叶谦 译，三联书店1997年，第203页。
〔34〕〔英〕泰勒：《市民社会的模式》，载《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5页。类似的话被西方人反复说过。如，卢曼认为程序“不但有利于决定的形成，而且同时也有利于对反对意见的吸收。”(转引自奥特弗利德•赫费：《政治的正义性——法和国家的批判哲学之基础》，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54页。) 安守廉认为法律程序“旨在推进思想和意见市场上的竞争…。这样做既为推动市场制定良法，又通过鼓励那些其观点没有被采纳的人们去尊重根据已采纳的意见制定的法规，来加强人们对市场经济的信任。”(安守廉：《论法律程序在美国市场经济中的关键作用》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2期)
〔35〕〔美〕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强世功 译，三联书店1996年，第Ⅰ页。
〔36〕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页。
〔37〕前引[34]，第5页。
〔38〕前引[13]，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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