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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举与中国人的特权意识
科举制度与分封制度造成的中国与西方社会结构的一个重大差别，就是中国的中央政府权力极大，没有与其抗衡的地方势力。由于科举面向全国各阶层，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国人并没有因中央政府的集权而造反，也没有向中央要求自己的权力。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农民十分分散，单个地面对组织严密的政府，缺乏讨价还价的实力，所以对苛捐杂税只有忍受。另一方面是由于科举有效地把各阶层精英吸收到统治集团中来，分享权力，共同剥削农民。而农民子弟即使认为社会对农民不公平，也多是希望通过科举考取功名从而摆脱农民身份来改变命运，极少会为整个农民阶级进行运动。从这一角度讲，科举制度可谓阴险之极。它发现并巧妙得用人性之弱点，造就了中国人的自私性格，把个人命运的改善寄于个人奋斗，缺乏集体凝聚力。科举是平等的，但是科举的结果是不平等的。考中者为官，即可享受种种特权，地位上优于农工商等一切其他行业。对中国人来说，因为特权地位是可以争取的，所以特权制度是可以接受的，是不必反对的。贵族社会的特权意识是贵族才有的。而在中国，特权意识则随着科举渗透到一切社会阶层的思想深处。科举创造了一种平等竞争的游戏规则，但并没有消除中国社会的特权制度。中国的特权阶层是官僚。从个体来看，他们是流动的和可以被替代的，但是从总体上看，他们是个稳定的存在。
3、科举与中国人的教育观
中国人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并不是对知识的崇拜，而是对权力和特权及物质的崇拜。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由于儒学被列为考试内容，儒家先圣孔子成了天下读书人的师祖，儒家经典成了统领全中国读书人的思想，这造成了全中国人在思想上高度统一，几千年来从未出现过异端邪说。即使有，也打不开市场，因为人们关注的不是一种思想的正确与错误，而是信奉它能否让自己升官发财，光宗耀祖。
科举既然关系到个人一生的前途命运，为取得中第而无所不用其极也就不难理解了。寒窗苦读之外，送礼请托、雇佣枪手、赂贿考官、泄露试题、夹带小抄等五花八门的手段也就跟着出来了。唐代大诗人宋之问就曾在主持考试时大受贿赂；《旧唐书文苑传》记载董思因泄露试题被发配岭南而死。唐玄宗时，宰相杨国忠的儿子参加明经考试，成绩不佳，杨国忠却通主考官将其取在高等。 考中者固然欢喜，不中者则垂头丧气。若再有不公，则极易激愤闹事。宋代有个叫张元的考生，屡次殿试不第，一怒之下投奔西夏。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主持省试，为提倡淳朴文风，当时社会上推崇的“文章之士”一个也没有录取，引起考生骚乱。科举成了读书的目的，教育的目的，成了读书人谋生的手段。然而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落第者大大多于中第者，许多人衣食无着，穷困潦倒。1300年的科举，演出了多少人间悲喜剧！吴敬梓在《儒林外史》写范进中举一喜而疯，并非夸张。时至今日，这些悲喜剧仍在年年上演。科举自创制以来，就成为中国社会最牵动人心的一件大事。清人王士禛的笔记《池北偶谈》中，记载了许多科举状元、解元、探花的姓名，凡同乡无不津津乐道。中国儿童从小就听说那些借月光或萤火虫而刻苦读书的榜样。科举发展到后来，已在世上形成对读书求学的一种病态畸形的热爱。祖孙三代同入考场的甚至被传为佳话。清朝末年在中国传教数十年的美国人史密斯在他的《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记载了当时科举的一些故事。1889年春天的北京《邸报》报道，福州的考场中有几位考生超过80岁，两位超过90岁，有的人中秀才已经60年！安徽省90岁以上考生有18位，80岁以上考生有35位。报道还说河南的13位80岁以上考生和1位90岁考生，全部“通过为期九天的严格考试，文章精炼，并没有表现出暮年的痕迹”。史密斯惊叹：“还有哪一个国家会有这种奇观呢？”然而在中国，这完全不算奇观。今年高考取消年龄限制，各地报纸有不少六七十岁的考生的报道。中国人对科举的感情，是何等深厚与复杂！时至今日，有人批评中国学生死读书，学校追求升学率，搞应试教育，却不谈背后的制度。我们的学生并非出于兴趣而读书，实是为了考试而读书。学生最不喜欢的课，为了考试，也一样背得烂熟。不改变传统的教育体制而大讲什么素质教育，没有多大意义。科举劝学，以宋代尤甚。宋真宗《劝学篇》云：“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常向窗前读。”这首诗把读书与教育的目的说得十分透彻了。 科举制度下，教育的目的就是考试，考试的目的就是做官，做官的目的就是特权。
4、科举与中国人的宗族观念
中国是宗族社会。中国人有着很重的宗族观念，表现在科举上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即使在现在，读书也是一种奢侈的事，在古代更是离不开父母妻兄的支持，离不开家族的支持。这一点黄仁宁先生有深刻的分析。科举成功表面上是一个人的事，背后则是全家一代甚至几代人的苦心经营。“是父祖的节衣缩食，寡母的自我牺牲，贤妻的茹苦含辛”。 明代哲学家李贽曾作过姚安知府，以后为了脱离宗族关系的束缚，竟然选择了剃度出家。散文名家归有光向朋友写信诉苦，说他不能避难他迁。因为他若离开昆山，必得携带族人百余口同行。中国古代法律讲究株连，荣耀也允许共享。父母可以因为儿子的成就而获得诰封。 家族是一个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科举带来的荣耀也不是一个人的是，而是家族的共同荣耀。认识到科举的这一特征，一个人做官之后，就不能对家族中其他成员的福利完全漠视。如果他不照顾回报亲人族人，是违背中国社会伦理的。外人也并不一定称其正直，反倒说此人六亲不认。这种人一般结局悲惨。海瑞可为一例，其行为耿介连皇帝都不认同。海瑞同时代的人虽称其清正，然却敬而远之。海瑞死后财产只有白银二十两，连丧葬费用都不够，自然没有余钱回报族人。历史注定了海瑞是一个悲剧人物。历代清官大多难以逃脱此种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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