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明确性原则——永恒的变动
罪刑法定有一个派生原则—— 明确性。所谓的明确性原则，又称避免含糊性原则，指立法者必须明确规定刑法规范，使普通公民对法律充分明晰，使司法官员充分理解，防止法律的任意性 。
实现罪与刑的明确性，无疑是一件极其美妙的事情。设想我们拥有一部完美的
刑法，当出现一个行为时，只要严格按照三段论的要求，输入有关内容，然后很容易地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能有这样明确性的
刑法，确实让人憧憬。但是，法律规范总是抽象的，企图通过详细列举犯罪行为可能出现的具体情况，这种作法，“割裂了概念的完整性，很难发挥法律规范的引导社会——文化价值取向的作用；同时，由于社会现实总是超越立法者的预见能力，这种立法方法必然会留下许多实质性的漏洞，促使人们用破坏法律确定性的方法来解释法律” 。所以，尽管我国许多刑法学者，对我国刑法典中普遍存在的类似“情节严重的”，“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等的立法用语有颇多指责，但笔者认为，这并非是立法者的立法技术有问题，恰恰相反，这是立法者在充分把握了我国的传统与现实之后，所作出的一种无可奈何，然而比较适合现状的立法选择。
在外国的司法实践中，对含混的法律规范，也有颇多疑问。例如在美国，曾一度对流浪罪做了激烈的争论 。原因是，对于何谓流浪者，何谓游手好闲，在认定上存在着很大的困难。以致有些学者对流浪罪的合宪性提出质疑，认为流浪罪的概念含糊，导致不适当地限制个人自由。多数学者认为，要保留流浪罪，就应当修改，要么限制适用范围 ，要么进一步明确概念 。
对比我国与外国刑法的有关规定，可以发现，无论是法律的明确性，还是防止行政立法对刑事立法权的干预，我国都远远落后于象意大利这样一个
刑法比较发达的国家。但无论是我国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刑法学非常发达的意大利、德国等，都无法做到严格意义的罪刑法定。 既然如此，罪刑法定原则究竟有什么魅力，值得许多人毕其一生的精力孜孜不倦地追求呢？为什么那么多的国家“知其不可而为之”，在刑法典的第一条明文规定罪刑法定的原则呢？罪刑法定原则又怎么与人权的保护相关联呢？
二 罪刑法定原则：先天不足与合理内核之间
众所周知，罪刑法定原则是在资产阶级思想启蒙时代产生、确立的。其产生的最直接的目标是，防止司法擅断。也就是说，通过明确立法权来限制司法权 ，它是实现分权与制衡的一个组成部分。罪刑法定，最终的目的是保护人权。保护人权是罪刑法定最核心的内涵。
